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会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闻。他们的形象似乎被固定化了：要么是凶残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悲惨的难民。他们的真实境遇却鲜为人知。萨义德的文字连同吉恩.莫尔的摄影，描绘出了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实肖像。

在单调的阿拉伯城市、难民营和接二连三发生灾难的时空之外，一个贫穷而无名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令人惊讶、哀伤，还有一点儿不安。这里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这些人的风格和姿态确凿无疑地说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几个月后，这个难民营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内斗所破坏。

正在婚礼小径上通过的是在这里经常可见的梅赛德斯汽车，车上装饰着一个特大的标志，那是代表德国（Deutschland）的骄傲的“D”。虽然梅赛德斯在西方是罕见的奢侈品，但在黎凡特这些梅赛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来的—却是最为常见的轿车。更为重要的是，梅赛德斯已经成为全功能的运输工具，被用于各种用途—葬礼、婚礼、婴儿诞生、骄傲地展示、离家、回家、维修、盗窃、转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来庇护他们，梅赛德斯那模糊不清的来源和目的，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代表着那些既扰乱又紧紧包围着巴勒斯坦人的量。诗人马哈茂德·达维什曾经写道：“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入最后的通道。”

▲的黎波里，巴达维难民营，年

▲泰勒什瓦，年。位于贝尔谢巴附近，是一个定居下来的阿拉伯游牧民族所构成的村庄。几年以前，这些人仍然生活在帐篷里，头顶沙漠的天空。如今，唯有脚下的地毯还能让人们回忆起那段岁月

巴勒斯坦人没有人口普查。而如果要把一个巴勒斯坦人和另一个联系起来，似乎必然会干涉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治谋划。虽然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普通”人当中，但这些人拥有完整的生活，拥有自己的国家、延续的家族和完整无缺的社会，因此显得不可救药地遥远，令我们无法触及。

巴勒斯坦的父亲应当如何告诉他的儿女，黎巴嫩（或是埃及、叙利亚、约旦、纽约）虽然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却不是我们的家乡？而当一切事实、地方甚至名字都被禁止存在，巴勒斯坦的母亲又应当如何向她的孩子证实自己内心关于巴勒斯坦的童年的亲密回忆曾经真的发生过？

▲提尔，黎巴嫩南部，年。布尔杰-舍马里难民营。这辆汽车见证了一场冲突，详细情况不明。鲜花：5月，春意遍地。儿童：穿着时髦，几乎肯定是来自慈善捐赠。他们是难民—难民的孩子

▲加沙，年。难民营，一个不知年龄的男孩

▲泰勒什瓦，年。合影，在孩子们的要求下拍摄

如果剥去巴勒斯坦人姿态中偶尔的过分自信和尖刻，你也许能够看到一种难以捕捉、微妙但又被完美表现出来的身份感。巴勒斯坦人还没有正式形成表述这种身份感的语言，也没有完全搭起表述的环境，就像那抓着父亲膝盖的小女孩，用羞涩的目光，好奇而试探地打量着给她拍照的陌生人。

她的目光让人回忆起那不受欢迎的出生，那在黎凡特农田里，突如其来地降生的一个小生命，紧跟而来的就是剥夺、军事和政治暴力、与一神论宗教在最深处的持续而神秘的纠缠—耶稣的化人、复活、肉体升天，先知穆罕默德的天堂，还有耶和华对他子民的圣约—这一切都在耶路撒冷纠结在一起，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巴勒斯坦、以色列和天堂的最高地点。

▲安曼，年。儿科诊所（左）

▲西顿，黎巴嫩南部，年。一个难民妇女正在给她的丈夫写信，她的丈夫目前正被关押在安萨的难民营中（右）

要证明我们取得的无论多么细小的成功，证据并不是我们已经夺回家园，或者取得了新的土地；而是，一些以色列人已经承认在巴勒斯坦和我们分享共同空间的可能性。鉴于目前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敌意，这一计划无疑是冒险且不切实际的，但是在理性的层面上这样的计划却是实际的，而且对我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对于双方而言—合乎情理。

▲提尔，黎巴嫩南部，年。拉希戴难民营：一个当地的官员在为国际红十字组织收集难民家属的信件

▲卡兰迪亚，靠近拉马拉，年。“六月战争”之后的几天：在照片的前景，一个以色列军官在沉思。窗外是一个年幼的村民

▲耶路撒冷，年。左翼以色列知识分子和阿拉伯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对话。

对体力的崇拜，对健身、空手道和拳击的着迷，令人吃惊地在巴勒斯坦年轻人中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这显然是弱者对于强者、对于明显占据统治地位的另一方的回应。但这也是一种引人注意的、几乎装饰性的图案，交织在寻常的生活经历中，它的含义远远超过“让我们变得强壮”。这是一种坚持己见，一种超越任何理性目的，关于细节的坚持。但是，这种对外人来说可能是全然愚蠢的做法，在内部也只得到很少的、几乎察觉不到的分数，就像它过去那样。

▲在拉马拉以南的一个难民营中，年。一个年轻人俱乐部，和监狱一样，在俱乐部里，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十分重要

▲西顿，年。埃纳尔希尔维难民营。男孩儿们在卖弄他们的力量、技术和斗志

▲耶路撒冷，年。公交车站

在这一切之中，我发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女人们至关重要的缺席。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女人似乎只在扮演连字符的角色，连接、过渡，纯粹的附带。除非我们能够认识，在我们生活的内部，女人们所做出的声明—具体、警觉、充满同情心、无比激烈、奇异地无懈可击—我们将永远不能彻底理解我们被剥夺的经历。

我可以在巴勒斯坦人生活的每个地方看到女人，她们生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之间，一边是我们指定给她们的蜜糖般的感性主义（母亲、处女、殉教者），另一边则是在我们谨慎地政治化的、无意识的男性世界中，她们未被同化的力量挑起的烦恼，甚至嫌恶。我母亲的故事只是众多巴勒斯坦妇女遭受困苦的一个代表，当我正在观看一部由巴勒斯坦年轻导演米歇尔·克莱菲执导的纪录片时，这一认识极度地震动了我。和我母亲一样，克莱菲也出生并成长于拿撒勒。现在，他定居布鲁塞尔，持有以色列护照，也是背井离乡，也是个流亡者；他的影片《丰富的回忆》通过好几种途径，呼应了我想到母亲的经历和它所意味着的一切时，最后的天空之后感觉到的复原和认可这一切的必要。

▲希布伦外的难民营，年。一家子，母亲身着传统服装

▲希布伦，年。旧城市场里的一个杂货店(左）

▲安家在一个临时搭建的难民营，拉马村外，加利利，年（右）

▲安曼，年。法拉吉太太

就像《圣经》里说的那样。或者，这两张妇女的照片会引来这样的短评，如“永恒的东方”和“伊斯兰女人的悲惨命运”。或许，最后，你还能想起联合国难民救济及工程局（UNRWA）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于“这种人”而言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一个为无名的巴勒斯坦人的贫穷生活，补上难民身份的政治礼物，另一个则给“巴勒斯坦民族”以身份和指引。然而这些解释累加在一起，就形成了与照片内涵的一种可怕的直接关联：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劳动”，即由不能控制劳动产品或自身劳动力的人们所进行的劳动。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任何可能被联系到这些照片上的异国情调的浪漫都迅速散尽。作为保存这些场景的方法，用照片来表现成为一连串记录的顶点。劳作着的巴勒斯坦农民是半打其他程序的傀儡，但没有一项程序让这群勤劳的人们和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保持完整无缺。

▲伊尔贝德的农妇，年

根据社会学家伊莱亚·朱雷克的研究，大约70%的阿拉伯劳动力前往犹太人的场所工作，而在年龄介于15岁至25岁的工人当中，这个数字接近90%。在很多情况下，前往那些工作场所的交通费用就抹去了大部分工资，因为我们被禁止在大部分犹太人区过夜；实际上，在绿线范围里（年以前的以色列），一些以色列雇主在凌晨2点到6点之间把来自被占领土的阿拉伯工人锁起来。

▲拿撒勒，年。清晨5点，城市的主要街道。寻找工作的阿拉伯人正等待被人雇去做一天的工作—可能是去这个国家另一端的一家农场或者工厂

▲阿卡，年。靠近老港口，人们正在维修一个引擎。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过陈旧而不能挽救的

▲拿撒勒，年。讨论一下工资，然后就出发去干活

如果允许，那些被赶入周边国家的数目巨大（大约78万）的巴勒斯坦人一定会愿意回来。大约16万人留下来成为非犹太裔的以色列公民。一方面是难民，而另一方面，根据以色列的官方说法，是“在场的不在者”。这个过程还在继续：在被占领土，如今大约已有50%的土地被征收。发展被禁止，建造楼房罕有允许，水和电都被以色列控制，因此每年有超过1.5万名巴勒斯坦人被迫迁移。每天迁入以色列境内的大规模的巴勒斯坦非熟练工的人流，估计在9万左右，这进一步加剧了被占领土的贫困。约旦河西岸剩下的当地产业往往是小型的、家庭作坊式的，没有多大市场，基本依赖于在其他国家（阿拉伯世界、欧洲、美国）工作的巴勒斯坦人的汇款。尽管如此，微笑仍然在逆境中继续。

▲提尔，黎巴嫩南部，年。拉希戴难民营的难民

然而就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暴力和错综复杂的自我防御接管了一切。宗派主义和国家安全的心理统治了一切。马龙派教徒想和犹太人一样拥有一个国家；什叶派教徒想要统治他人，就像自己曾经被人统治那样；很多以色列人说，他们希望犹太人能够永恒地统治整个圣地。而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距离成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的目标却丝毫没有接近。

我们中太多人觉得，我们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来换取陈述说明和媒体曝光。我们变得以劫机者和恐怖分子闻名，我们自夸的“武装斗争”让我们在联合国的会议室里争论了整整10年，出席者越来越少，结果却令人遗憾地持续不变。所以，我们现在仅仅是一个发表宣言、决议和声明的民族？

▲纽约，年11月29日，联合国巴勒斯坦人民日，几乎空荡荡的房间

当我第一次看到吉恩·莫尔拍摄的这张非凡照片—一个年长的巴勒斯坦村民戴着一副镜片破了一边的眼镜时，我想到了哈拉比。虽然破碎的镜片显得相当突出，但这张照片在整体上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快乐。我对自己说，这正象征了我们生活中不会消失的一些双重性—难民和恐怖分子，受难者和加害人，以及其他。这张照片告诉我们的，再简单不过的是，这个男人对待生活的矛盾态度。毕竟，他答应在不摘下或者修好眼镜的情况下拍摄这张照片。他已经适应，并且显得相对满意，尽管他的儿子正处于不幸。

▲拉马拉，年

我在远方写作，我并没有经历过创伤；如果我经历过，或许就不难找到一种直接和简单的叙述，来讲述我们的历史故事。当我情不自禁地觉得，巴勒斯坦人遭遇的一切都直接来自一处原始的创伤，我就能够看到一个模式无情地显露出来，就像是任何其他有关不幸的连续故事那样，互相缠绕着，并且可以叙述。我发现，如果你抓住间隙出现的所有证据—另一场屠杀，又一次背叛，再一场破坏性的失败—你就能够轻易构造出一个按照逻辑展开的反对我们的阴谋计划。

▲纳布卢斯，年,市中心的墓地

在美国的头脑中，以色列处在一个享有特权的地位，如此有特权以至于成为新近出版的一本书的主题。这本《美国脑中的以色列》（IsraelintheMindofAmerican），用一种田园诗般的形式表现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发生在巴勒斯坦人生活中的直接后果和具体的掠夺。

就好像在不知名的原住民撤离过程中，巴勒斯坦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场所，直到美国人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更加值得嘉奖的犹太复国运动者们来充满这地方一个接一个美国的政治、文化或宗教人物，无止境地声明他或她对以色列的忠诚，同时美国政府支付天文数字的资金，援助以色列，并且不断重复地发动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攻击—所有这一切都与加诸我们身上的同样众多的暴行，折磨、杀戮、侵略，同时发生；还有最重要的，禁止我们的政治身份，并且对我们的民族进行系统性的剥夺；你简直不能想象，对于一个巴勒斯坦人来说，看见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直接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暴行下遭受痛苦，而且我们受苦的事实，以及我们事业的价值，几乎完全被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公共关系工具（或者，就像用希伯来语来委婉地表示，为外部世界提供的“信息”）所否定。

▲艾伦比桥，年。六月战争之后，巴勒斯坦人背井离乡

▲年6月，以色列官方释放巴勒斯坦的平民

阿拉伯世界如今遍布着文化风格的混合，表现了社会的快速发展：现代西方式样的衣着、活动和建筑，被添加在传统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上。在这张照片中，古老的城市里布满了无线电和电视的天线网络；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对比强烈的场所，其中涉及两种传统，一个是本地民族的，另一个则是外国的或者西方的，两者笨拙地互相抑制。它让你去计算这种平衡造成的各种得失，让你认为这两个世界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

▲耶路撒冷，年。电视天线的森林

本文选自《最后的天空之后》

-End-

编辑：杨梦迪李美珩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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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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