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东问题研究》年01期。注释从略。

作者：〔英〕塞西尔·布鲁姆著赵娜译

内容提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陆军军官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E.Lawrence）与阿拉伯人共同抗敌，并参加反抗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大起义，其间，他从生活习俗上完全融入了阿拉伯社会，被称作“阿拉伯的劳伦斯”。历史学家们对劳伦斯的立场有不同的解读。本文通过分析书信、会议记录、传记等相关资料，探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锡安主义活动的类型和阿拉伯人对此的反应，以此重新审视劳伦斯在阿拉伯与犹太锡安主义（的关系）中的立场。笔者认为劳伦斯鼓励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肯定了犹太移民对巴勒斯坦地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同时，劳伦斯致力促成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和谈，支持二者在巴勒斯坦共处，是亲锡安主义者。

关键词：劳伦斯阿拉伯人锡安主义阿以冲突

“他（劳伦斯）与锡安主义运动[插图]的关系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即使他的确与阿拉伯人非常友善，也曾被误认为是反锡安主义者。他的观点是……犹太人可以为阿拉伯人提供巨大的帮助，阿拉伯世界一定会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国家中获利。”依照这段时期的历史，锡安主义领袖、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ChaimAzrielWeizmann）认为劳伦斯（即众所周知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阿拉伯与锡安主义关系中的立场具有合理性。本文的目的是为这一论点提供支持。

一劳伦斯在阿拉伯国家的经历

在他所谓的阿拉伯时期，劳伦斯迫切把自己认定为阿拉伯人的朋友。他经常穿着阿拉伯传统服饰，甚至曾经身着阿拉伯服饰出现在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面前，所以魏茨曼的话乍听起来会让人大吃一惊。但是有记录显示劳伦斯在很多场合都表示了他对锡安主义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他不时地拜访魏茨曼的官邸，两人都非常享受，用魏茨曼的话说，“这段长久的友谊”。劳伦斯无疑是非常欣赏魏茨曼的，他曾经写信给耶路撒冷的英国圣公会主教说：“魏茨曼是一个伟大的人，无论是您还是我，我亲爱的主教大人，都不配给他擦靴子。”这原本是对主教要求劳伦斯否认年他对魏茨曼发表的一个声明的回复，但他最终并未发出这封信，诸多著作都提及劳伦斯支持阿拉伯独立事业的事迹。二战期间，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劳伦斯是把他们从土耳其人那里解放出来、带给他们独立的人，而且把他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令人钦佩的。然而，一些当代阿拉伯作家认为劳伦斯是“对巴勒斯坦有企图的锡安主义的支持者”。最近几年，一些著作立足反锡安主义的观点，反倒给劳伦斯安上了锡安主义支持者的标识。

汤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出生于年，在牛津大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历史学学位后，主要从事考古工作。在～年，他参与了英国陆军军部对内盖夫沙漠（theNegev）和西奈山（Sinai）的勘测工作。年战争爆发后，他在英国陆军服役，被派往开罗的军事情报局任职。年，他被派往新成立于埃及开罗的阿拉伯办事处，该办事处的目的是利用阿拉伯人的抱负帮助英国实现战争目的。几个月后，劳伦斯被任命为埃米尔费萨尔（EmirFeisal）的联络官。费萨尔是麦加谢里夫侯赛因（Hussein）的儿子，领导了阿拉伯反对土耳其的大起义。劳伦斯帮助指挥阿拉伯人的军事行动，并分别于年占领阿克巴（Aqaba）、年攻入大马士革。在巴黎和会上，作为费萨尔的高级顾问，劳伦斯在费萨尔的外交团队中的地位是独特而又充满权威的；毫无疑问，他对这位阿拉伯王子影响很大。在任期间，他负责起草费萨尔的声明和讲话的英文稿件。随后，作为英国殖民办公室的外交官，他参加了年的开罗会议。此次会议中，费萨尔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他的弟弟阿卜杜拉（Abdullah）为外约旦的统治者。

英国政府对阿拉伯人的支持，不仅是在一战中击败土耳其人的手段，更希望能在中东获得更强大的据点。众所周知，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并非大众所认为的他指挥了阿拉伯军队。劳伦斯是费萨尔的军事和政治顾问，他为费萨尔服务的目的是影响他，以保证英国政策的落实。年之后，劳伦斯的主要活动服务英国在中东的利益。这一利益似乎曾经是建立新的阿拉伯国家，把阿拉伯人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劳伦斯对法国人怀有极大的敌意，而且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反法情绪。他大力反对英法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中，法国在叙利亚的各种要求。除了一份关于叙利亚的情报报告，他还激烈抨击贝鲁特的亲法倾向，痛斥贝鲁特像个下水道，“陈腐的外国势力通过它流入叙利亚”。[插图]战后他的目标之一是努力为犹太人资助费萨尔，甚至为所有的阿拉伯人[插图]牵线搭桥。有人猜测，这种安排将有损法国在中东的地位。

年7月，劳伦斯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化名为约翰·休姆·罗斯（JohnHumeRoss）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成为一名卑微的空军士兵。不巧的是，《每日邮报》的记者发现并披露了他的行踪，导致他被空军解雇。随后，他加入英国皇家坦克部队。两年后，（因为之前军队中一些朋友的运作）他得以重回皇家空军。这一次，劳伦斯化身名为T.E．肖（T.E.Shaw）的机修工，直到在年的摩托车事故中遇难。我们很难评估他突然离开公共事务和他入伍的原因。由于（英国政府）对待阿拉伯人的方式，他的幻想显然破灭了，随着他与阿拉伯人关系的淡化，他不断被绝望的情绪打击，但这仍无法充分解释他这些行为的动机。

时至今日，劳伦斯在阿拉伯大起义中的作用还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即便他本人，关于与阿拉伯人关系的说法也互相矛盾。有人指责他对阿拉伯人根本没有深厚的情感，认为他认可保持中东的分裂状态符合英国的利益；也有人认为他明知不可能，还故意欺骗阿拉伯人，使他们相信英国赞成他们摆脱土耳其统治后获得独立。这些评价并不公正。劳伦斯曾说自己一度因为英国未能兑现阿拉伯人的诺言而备受打击、倍觉羞辱。但是，在给自己的著作《智慧七柱》（TheSevenPillarsofWisdom）的未删节版（并未出版）作序时，他表达了坚定的信念“英国从阿拉伯事务中清白地离开”，还补充道：虽然一些阿拉伯人不认可他的意见，但他曾经“真诚地支持过他们。他们认为我落伍了，而我很高兴离开这个从不会让人觉得惬意的政治环境”。然而，在《智慧七柱》第一版的序言中，劳伦斯又暗示，虽然他希望帮助阿拉伯人追求独立，但他一直参与英国针对他们的阴谋。他写道：“内阁明确承诺以支持阿拉伯人建立自治政府的条件使他们为我们而战……他们（阿拉伯人）把我看作英国政府的代理人，要求我担保英国政府做出书面保证。所以我不得不加入这个阴谋……他们渐渐习惯相信我，认为我的政府会像我一样真诚……我并不为我们一起所做的事情骄傲，反而不断地感到深深的羞耻。”他也曾写道他在阿拉伯的服役是在“卖身”。我们必须做出结论：劳伦斯的确支持了很多阿拉伯人的理想，也试图寻求其与自己政府目标之间的平衡，而他内心的矛盾无疑使他最终离开了公众的视野。

二劳伦斯对《贝尔福宣言》与锡安主义的认知

劳伦斯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喜欢标新立异，古怪的标新立异，但他是个天才。温斯顿·丘吉尔认为他充分显示了“天才的多才多艺”，因为他“拥有打开各种宝库的万能钥匙”；对劳合·乔治（LloydGeorge）而言，他“难以捉摸、无法估计而且拥有一种神秘感”，但也有对他不屑一顾的人。劳伦斯拥有文学天赋，他关于阿拉伯大起义的作品《智慧七柱》被公认为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作为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伟大的激励者，劳伦斯与阿拉伯的战士们并肩作战，做出了很多英勇的事迹。但奇怪的是，约旦阿卜杜拉国王却写道，年3月，当劳伦斯来指导他们如何破坏土耳其人的铁路时，阿拉伯军人普遍不喜欢他。然而，有记录显示这位国王也认识到劳伦斯为阿拉伯人所提供的巨大帮助。即便如此，在读了《智慧七柱》后，他仍称劳伦斯“撒谎，是个骗子”。

劳伦斯慢慢相信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利益并不相互排斥，锡安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可以互补，也可以在中东共存。但是，对于《贝尔福宣言》（BalfourDeclaration），他的心情是矛盾的，因为《贝尔福宣言》明确提出英国政府支持并会尽力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但是随后，劳伦斯关于犹太人建国的观点改变了。年12月劳伦斯告诉中东占领区政治官、亲锡安主义（非犹太人）的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Meinertzhagen）,他认为巴勒斯坦已成为阿拉伯主权领导下的一个自治省。但是在大约三个月之前他也曾写信给当时驻开罗的外交官马克·赛克斯，暗示他接受犹太国家的设想。劳伦斯在信中说，费萨尔已经同意不在（瓦迪峡谷）阿拉瓦省以西——“死海—约旦”沿线或者海法以南——北山沿线发动军事行动或进行煽动，他打算和讲阿拉伯语的“巴勒斯坦犹太人”合作。另外，劳伦斯想联络被他称作“殖民犹太人”的群体，看看他们得到了什么承诺。他还写道：“现在费萨尔想知道殖民犹太人（有时称作锡安主义者）与协约国之间达成了怎样的约定。对于巴勒斯坦南部，重要的是对未来的协定，至于加利利就要看眼下怎么安排了。你们给锡安主义者承诺了什么？他们的计划又是什么？”他继续说：“你知道我是非常支持英国，也支持阿拉伯的。法国在我这儿排第三。但是我也承认我们可能不得不卖掉小伙伴来付钱给大朋友，或者出卖我们未来在近东的安全来偿付我们当下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胜利。如果你愿意告诉我，我们必须给犹太人和法国人什么，我会尽我所能，让事情变得简单。费萨尔拥有一切成功人士的理智，是时候按照我们的意愿塑造他了。”还有一点很有趣，虽然是不同时间说的，但劳伦斯告诉赛克斯任何传递给费萨尔的信息必须来自他本人，因为“我通常喜欢在他（费萨尔）之前做出决定。”

劳伦斯认为《贝尔福宣言》通过塑造一个受英国保护、由锡安主义者资助的阿拉伯叙利亚国，来削弱法国在叙利亚的影响。他仍表现出对《贝尔福宣言》的不确定：年他谈到英国对锡安主义者的承诺是轻率的、鲁莽的，因为它损害了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联盟。尽管有这样的疑虑，劳伦斯却主动说服费萨尔和他的父亲，犹太人定居有利于阿拉伯人，而且在给赛克斯的信之后，又写信给阿拉伯办事处的情报局长吉尔伯特·克莱顿（GilbertClayton）上校，表达了同样的想法。著名的牛津大学学者大卫·乔治·霍加斯（D.G.Hogarth）在牛津和在阿拉伯办事处时，都曾经影响劳伦斯。霍加斯认为锡安主义者对阿拉伯人的经济资助，会缓和他们因《贝尔福宣言》对英国态度的顾虑。他也使劳伦斯和克莱顿相信了这一点。克莱顿催促劳伦斯让费萨尔明白“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签订友好协约”的重要性，劳伦斯告诉他：“我会跟他讲，至少在战争期间，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态度都会是相互谅解的。但也要记住他在他父亲（侯赛因国王）之下，不能独自决定阿拉伯王国事务。如果我们得到马德巴（Madeba），他就会去耶路撒冷，并且受到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友好对待。那样也许就是你们想要的，但我不能做出公开承诺，因为那是我职责之外的。”

劳伦斯的确并不完全认可《贝尔福宣言》，他的态度也因此受到影响。他不喜欢东欧和德国的犹太人，说他们很难相处，是傲慢、狡猾和无知的投机者；但他喜欢西欧和美国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心胸开阔又开明”。有人推测他把魏茨曼归为后者。这并非劳伦斯反犹太主义的唯一迹象。巴勒斯坦犹太移民亚伦·阿伦森（AaronAaronsohn）领导了一个反土耳其信息网（NILI组织），他曾给劳伦斯提供信息。阿伦森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听劳伦斯讲话就如同参加一个有学问的、说英语的反犹太主义的普鲁士人的讲座。他的结论是劳伦斯对在巴勒斯坦定居的犹太人是充满敌意的。

然而，也有人指责劳伦斯过于热心说服费萨尔和锡安主义者达成协议，正是他对费萨尔的影响促成了年6月费萨尔和魏茨曼在亚喀巴（Aqaba）的会面。对于中东局势，劳伦斯有他自己的计划，在他的设想中，锡安主义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劳伦斯，连同另外几位英国外交家，如马克·赛克斯，威廉·奥姆斯比-戈尔（WilliamOrmsby-Gore）都认为锡安主义者和阿拉伯的利益可以联合起来，从而给中东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急于与费萨尔和解，这样一来，巴勒斯坦和它北部的邻国叙利亚就会处于英国的影响之下。对于这一点，劳伦斯是完全支持的。费萨尔和魏茨曼讨论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合作的必要性。据魏茨曼说，费萨尔欢迎犹太人协助他挺近大马士革，并在国际上给予他政治协助的建议。劳伦斯是两人谈话的中间人和翻译官。在劳伦斯的帮助和鼓励下，魏茨曼提出了一些锡安主义运动资助阿拉伯王国巩固其统治的切实可行的建议。而阿拉伯人对此的回报，便是完全认可锡安主义在巴勒斯坦的要求。

年10月29日，劳伦斯在战时内阁东方委员会发表讲话，说费萨尔会选择自己的顾问，但是如果他（费萨尔）对叙利亚的统治被认可，同时由英国管理巴勒斯坦，他会选择英国和美国的锡安主义犹太人为顾问。在给战时内阁的汇报中，劳伦斯认为阿拉伯人虽然不赞成建立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独立，但他们支持英国而其他国家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如果有人试图按照《赛克斯—皮科协定》建立所谓国际化管理，费萨尔将要求巴勒斯坦自治，并代表阿拉伯政府从道义上支持巴勒斯坦农民反抗征地。迈纳茨哈根建议魏茨曼全力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而费萨尔一定是改变了立场，因为劳伦斯说他（费萨尔）会支持犹太人建国。在巴黎和会上，劳伦斯说服了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双方达成了共识：虽然机率很小，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可以合作建立“近东天堂的实体框架”。

费萨尔和魏茨曼被安排进一步会谈，通过年12月和年1月的两次会议，双方达成了《魏茨曼—费萨尔协定》（Weizmann-FeisalAgreement）。此事的辅助人员除了劳伦斯，还有努里·萨伊德（NuriSaid）、鲁斯图姆·海德尔（RustumHaidar）和奥尼·阿卜杜拉-哈迪（AuniAbdul-Hadi）,这几位均是之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人物。据魏茨曼所言，劳伦斯充当了会谈的中间人，参与了协商，辅助协定草案的撰写，通过协定达成了二者的完全谅解。协定中关键的一点是：“尽一切可能鼓励和激励犹太人大规模向巴勒斯坦移民，同时尽快通过就近安置和集约耕种使移民定居。”阿拉伯农民和佃农的权利将得到保护，锡安主义组织同意“派专家团到巴勒斯坦进行经济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提交最佳发展方案”。不过，费萨尔的确加了一条重要的附带条件（随后引起了很大争议）：如果英国违背了关于阿拉伯独立的诺言，他也不会遵守协议中的“任何一个字”。在这一系列的协商过程中，劳伦斯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使费萨尔相信犹太人的资金和处理中东问题的技巧具有潜在价值。总的来说，费萨尔是尊重犹太人的，因为在这两次会面之初，他向魏茨曼谈及他不能理解在其他国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可以一起生活，没有任何冲突，而到了巴勒斯坦两者就会有摩擦。

事实上，费萨尔在接受路透社的采访时，做出了比《魏茨曼—费萨尔协定》更正面、更进一步的声明。

闪米特族主要的两个分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他们理解彼此。我希望通过在和会上交流意见，两个民族都能在民族自决理想的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自己的愿望取得一定的进展。阿拉伯人并不嫉妒锡安主义犹太人，也打算与他们公平竞争，锡安主义犹太人也向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保证他们愿意看到在各自的领域公平竞争。土耳其人的阴谋使得犹太移民和当地农民之间产生了嫌隙，但真正理解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意图后，之前的怨恨就一笔勾销了。事实上，因为阿拉伯秘密革命委员会（ArabSecret-RevolutionaryCommittee）的工作，这种怨恨在战争之前几乎已经消失了。在过去两年里，革命委员会为阿拉伯军队在叙利亚及其他地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毋庸怀疑，劳伦斯起草了协定。

与魏茨曼达成一致后不久，劳伦斯又陪同费萨尔参加了与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的会谈，后者是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锡安主义代表团团长。美国锡安主义者非常希望与参会的阿拉伯领导人直接联系，费萨尔和弗兰克福特之间也达成了协议。费萨尔告诉弗兰克福特不能因为恢复犹太文明而牺牲阿拉伯人民和他们的文化，但他认可《贝尔福宣言》的目标。两人一致同意通过信件来厘清彼此的观点，费萨尔给弗兰克福特的信很快便刊登在年3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信上是这样说的：

我想通过这个机会使美国锡安主义者相信我在阿拉伯半岛和欧洲经常给魏茨曼博士所说的，我们认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种族上是堂兄弟，在比他们更强大的国家的统治下遭受过同样的压迫，可喜的是，碰巧又要一起开始完成建国的理想。

我们阿拉伯人对锡安运动怀着最深切的同情。我们在巴黎的代表团已经完全知晓锡安主义者递交给巴黎和会的提案，并认为那是温和的、适当的。我们会尽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也衷心欢迎犹太人回家……犹太运动是民族主义的而非帝国主义的……叙利亚会容纳我们两者。事实上我认为没有另一方的帮助没有人可以真正成功。

那些不如我们双方领导人那样了解情况的或是那么负责任的人，忽视了阿拉伯人和锡安主义者合作的必要性，试图利用我们在运动初期在巴勒斯坦必然会产生的差异。恐怕有些人给阿拉伯农民误传了你们的意图，也给犹太农民歪曲了我们的目标。结果，相关的利益集团能够从我们所谓的分歧中获得政治资本。我希望你们相信我坚定的信念，这些差异绝非原则问题，只是细节问题……可以基于我们彼此的友善而调整……我的人民期待未来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信中所表达的观点比在路透社发表的声明更进一步表明了费萨尔这一时期的立场。但此后，这封信和《魏茨曼—费萨尔协定》都引起了一些争议，并被认为缺乏真实性。费萨尔给弗兰克福特的信自发表以来从未被质疑过，十年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声称那是伪造的，是劳伦斯在费萨尔不知情的情况下寄给弗兰克福特的。年，在调查巴勒斯坦骚乱的肖恩委员会（ShawCommission）的听证会上，锡安主义者的辩护人博伊德·贝里曼爵士（BoydBerriman）出示了这封信的副本，以证明年费萨尔对锡安主义的亲善。一位阿拉伯政府官员反驳道：费萨尔“永远也写不出这样的一封信”。调查进行期间，阿拉伯代表团给在巴格达的费萨尔国王发了封电报写道：“据说……在给弗兰克福特的信中，您同意锡安主义的政策。请回电报纠正这个传闻。”当时费萨尔的首席政治秘书鲁斯图姆·海德尔的回复称，“据我所知，国王陛下并不记得写过那样的东西”（作为他故事结尾应该提一下：海德尔于年被暗杀了）。

对弗兰克福特的信涉嫌伪造的指控是经不住检验的。这封信一公布就受到了广泛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chenweitingt.com/amfj/196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