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磬（旅欧媒体人，欧罗万象成员）

“你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会大老远地跑来约旦，对我们感兴趣？”

直到我离开约旦好几个月之后，脸书上仍会时常收到来自黎凡特地区的好友申请。他们许多是我在约旦工作时结识的朋友——记者、政客、NGO工作者；更多的时候，是叙利亚难民。在短暂的寒暄之后，文章开头的这个问题常会换着形式尾随而来，带着一丝窥探的色彩：在白人和阿拉伯裔占了绝对主导的安曼NGO圈，“那个活跃过一阵的中国人”，有点意思。

受可成师兄之邀，来分享一个关于我过去一份工作的故事。这份工作让生在中国、旅居欧洲的我得以远赴中东，并跟“难民”这个人群产生了关联。这份工作仍与媒体相关，却又与我一直以来习惯的记者身份相去甚远：不再只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审视和记录现状，而是要通过一定的方法来干预和改变现状。

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为一家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媒体组织，做针对叙利亚难民的援助工作。

年秋的一天，一张难民小孩溺亡地中海的照片占据了各大媒体的头条。仿佛一夜之间，人们开始意识到，一场波涛汹涌的难民危机正在席卷开来。

叙利亚小男孩Aylan溺亡地中海

危机的现实与人们的感知，仍有一定的距离。比如时间上，到年下半年，那场从年初开始的叙利亚内战，已经造成超过一千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其中五百多万人逃亡国外，并不是“一夜之间”。比如地域分布上，这五百多万的大部分都滞留在叙利亚的中东邻国，由以土耳其（万）、黎巴嫩（万）、约旦（65万）为最多。流亡到所有欧洲国家的叙利亚难民人数加起来，都不及土耳其一国的难民。然而，相比之下“并不算太多”的赴欧难民人数，却已经足够在欧洲各国造成恐慌，以及撕裂。

在我所旅居的荷兰，难民议题迅速占领了社会舆论场。我所供职的机构也组织了不少讨论——作为一家有七十年历史的公共广播，我们有受众可观的阿拉伯语频道、以及数量不小的阿拉伯裔员工。彼时，我是一名主要报道科技与政治话题的记者，参与过欧洲难民危机的报道。

我被邀请加入一个工作小组。小组成员非常多元化，有来自非洲、拉美、西欧的同事，还有一位来自叙利亚的同事，他在来荷兰之前是一名记者，被阿萨德政权囚禁了五年。小组的讨论主题是，除了新闻报道，媒体还能为难民危机做些什么？

提到难民援助，大多数人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这样一个画面：身穿红十字会制服的志愿者们在发放物资，身前排起了待领包裹的长队，身后则是尘土飞扬的难民营地。但其实这只是难民援助的一种：针对紧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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