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享受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远离生活、现实和人们。我只是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或许没太大益处的社交上。

——达尔维什《达尔维什生平自述》，收录于《今天》第期

▎达尔维什生平自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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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尼斯到巴黎

“从大马士革，我来到突尼斯。我在突尼斯见到阿拉法特和几位兄弟们，他们的处境着实令人伤心。巴勒斯坦革命的领导者挤在海边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一幕令人痛心，或许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才能记述这一悲剧性命运。然而，阿拉法特很快着手重建领导机构。他对我说：‘继续办你的《迦密山》杂志。’由此可见，他甚至对文化工作都很重视。我问他去哪里发行这份杂志，他说：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都行，伦敦，巴黎，塞浦路斯，等等。于是我去塞浦路斯申请了杂志许可证，《迦密山》便在那里重新发行了。编辑工作由我在巴黎完成，但杂志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付印的。”

达尔维什在巴黎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年，其间他经常旅行，为偏居一隅于突尼斯的巴解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关于在巴黎的经历，达尔维什说：

“巴黎对我而言不仅仅是落脚地，而且还具有文化意义。在巴黎，我才经历了真正意义上的诗歌诞生。如果要我对作品做出选择，我会尤其珍视八十年代及之后在巴黎完成的许多诗作。在巴黎，我得以通过保持距离，来审视、思考有关祖国和世界的许多问题。这种距离是一道光，隔开一定距离，往往能看得更清楚、更全面。此外，从美学角度而言，巴黎也会激发你去创作诗歌。那里的一切都很美，甚至气候也很美。我在巴黎写过一首描写秋日的诗：‘在这样的日子里，还会有人死去？’巴黎还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流亡作家，所以它还是世界的缩影。我和许多外国作家结为朋友，我在巴黎有更多的机会专心阅读和写作。可以说，我的诗歌在巴黎进入了成熟期。”

“这一期间我完成了《更少的玫瑰》《她是一首歌，她是一首歌》《十一颗星辰》《我见我所愿》《为什么你将马儿独自抛下》《陌生女人的床榻》等诗集，还出版了散文集《为了遗忘的记忆》，写这本散文集是为了摆脱贝鲁特的影响，其中写了处于围困中的一天。在巴黎我能够专心写作，尽管我还担任了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一职。我在巴黎起草了‘巴勒斯坦独立宣言’，还为《第七日》杂志撰写每周评论。我在其他地方的生活过于嘈杂，所以我要在巴黎弥补之前的损失。”

从安曼到拉姆安拉

“当我有机会回到巴勒斯坦祖国的‘一部分’时，我考虑了许久。我感到，从我对祖国的义务、道德的义务出发，我不该永远待在流亡地。首先，我会心有不甘；其次，我会受到某些人无休止的责难，人们会说我宁愿待在巴黎而不愿回到拉姆安拉或者加沙。因此，在阔别祖国之后，我又做出了回到祖国的决定。去国和归国是我做出的最困难的决定。我决定先回到安曼，因为安曼离巴勒斯坦很近，而且这里非常安静，人们也都友好。实际上我一半时间在安曼，另一半时间在拉姆安拉，有时还外出旅行。当我想安心写作，我就前往安曼，利用那里一人独处的环境。在拉姆安拉的生活很紧张，政治和日常事务都让我花费不少时间。我在拉姆安拉还继续主编《迦密山》杂志。”

达尔维什的朋友加尼姆·扎里卡特曾这样谈及达尔维什在安曼的生活细节：“他于年底来到安曼，首先因为这里离巴勒斯坦最近。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拉姆安拉成立之后，达尔维什就考虑离开巴黎。当时他有两个选择：开罗或安曼。包括约旦新闻部长在内的一些朋友劝他定居安曼，约旦国家最高领导层也非常欢迎达尔维什前去定居。到了安曼后，达尔维什想租一套普通公寓，但是房东马尔汪先生特别客气，再三发誓不收租金，并说要把公寓赠送给达尔维什。达尔维什坚辞不受，说这可万万使不得。最后，他以成本价购买了这套公寓。达尔维什选择安曼，是因为他喜欢这里的安静，这里熟人不多，交通也很便利，他可以安心写作。安曼也确实给他提供了这样的环境。达尔维什在这里也有几位好朋友，受到他们的厚爱，但友情又不成为难以承受的负担。”

回到安曼和拉姆安拉之后，达尔维什又进入了一个创作高产期。这一期间他创作了《壁画》《围困的境况》《不要为你的所为道歉》《宛若杏花或更远》《在场的缺席》《蝶之痕》等诗集和散文集。

家

关于家，达尔维什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他曾经说过：

“家意味着和自己独处，和书籍、音乐及白纸独处。家是可以听取自己心声的场所，也是更好地利用时间的场所。人过六旬，就会产生来日不多的想法。我承认自己曾浪费过不少时间，浪费在旅行中、人际交往中以及其他事务中。现在我更加珍惜时间，把时间花在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事情上：写作和读书。很多人无法忍受孤独，可是我对孤独上瘾。我培育孤独，和它结成至交。孤独，是对人自制力的巨大考验，排除厌倦感也需要很强的精神力量。对我而言，丧失了孤独就意味着丧失自我。我享受孤独，但这并不意味着远离生活、现实和人们。我只是不希望把时间浪费在或许没太大益处的社交上。”

“当我远离祖国，我曾以为道路必将会通往家园，家园比通往家园的道路更加美好。但当我回到了家园，我又改变了想法。我认为：还是通往家园的道路更加美好，因为梦想总是比现实更加美好、更加纯粹。梦想现在已成为稀有之物了，所以，梦想是更加可贵的。”

“我和家园的紧密关系产生于海外即流亡地。当你身处家园，你不会想去赞美它，也不会觉得家园有多么重要和亲切。可是当你被剥夺了家园，它就变成一种思念和向往，仿佛成了旅途的最终目的。流亡地深化了家园和祖国的概念，因为流亡地是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不会把流亡地定义为祖国的对立面，或者把祖国定义为流亡地的对立面；现在我的看法变了，流亡地和祖国都变得暧昧不清。”

写作习惯

达尔维什每天都有固定的生活和写作习惯，不希望被任何人打乱。在安曼，他一人独住一个公寓，之前他曾结过两次婚，后来都自愿分手了。他从不在别人家里过夜，也不太愿意别人在他家过夜，除非是从巴勒斯坦过来的朋友，并且在特殊情况下他才会破例。他一般12点之前睡觉，次日8点左右起床。他通常先刮胡子、洗澡、用咖啡早餐。然后穿戴整齐，就跟要去参加正式活动一样，坐在书桌前，等待写作灵感的光临，或者照他的话来说“捕捉灵感”。对他而言，这种习惯近乎神圣。达尔维什为公寓配了3把钥匙，自己留一把，另外两把交给朋友，因为他害怕自己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突然死去。他说过：“60岁是令人恐怖的年龄。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

走进达尔维什的世界

总体而言，达尔维什待人友善、谦虚，平时有点害羞，面对一堆陌生人会感到不自然。他的生活很有节制，无论在饮食上，还是在社交上。他见解温和，宽以待人，从未以任何人为敌，也极少抨击其他诗人或文人。他为人慷慨，经常请朋友吃饭，却不太愿意去逛街或去人多的场合，因为时常会遇到许多仰慕者，从而给自己造成不便。他经常把藏书送给朋友，自己家里只保留为数不多的藏书。

朋友们最为称道的，是他的幽默、自然，言谈时的彬彬有礼，与人交往时的大方得体。他还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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