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历史评论》

“在我眼中，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其他地方，我都找不到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我担心，不管我们多么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都永远不会再有了。”——丘吉尔致劳伦斯的悼词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国的盟友土耳其趁机侵入阿拉伯半岛。而该地区的各个部族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无力抵抗土耳其侵略军。英国军方派了“阿拉伯通”陆军情报军官劳伦斯到那里进行活动。英国在阿拉伯半岛的意图是给阿拉伯人有限的枪支弹药，使其牵制土耳其的兵力，同时将阿拉伯各部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劳伦斯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战略采取行动的，但做法上非常讲究策略。他换上阿拉伯人的服装，尽量在生活上接近阿拉伯人，由于突击队屡建战功，威震中东，劳伦斯因此被誉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

这本《阿拉伯的劳伦斯》描写了劳伦斯长途奔袭亚喀巴、大马士革土耳其守军的英勇事迹，以及他与阿拉伯枭雄费萨尔王子的友谊等诸多历史细节，突出剖析劳伦斯的丰富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内心对于英帝国中东政策的反抗与挣扎。为了突出劳伦斯的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壮举，作者还以并行线索叙述两位杰出的美国与德国情报人员的努力。

这部传记是了解一战东线史、英帝国外交政策、中东现代史的钥匙。以下为精华选摘——

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欺骗、帝国愚行和现代中东的形成

LawrenceinArabia:War,Deceit,ImperialFollyandtheMakingoftheModernMiddleEast

作者:斯科特?安德森（ScottAnderson）

译者:陆大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

ISBN:3

尾声

巴黎

让劳伦斯滚蛋吧。他是个恶棍，被我杀了。

——年10月6日，T.E.肖（T.E.劳伦斯的化名）给H.C.阿姆斯特朗的信

T.E.劳伦斯曾为之奋斗、为之运筹帷幄，甚至为之背叛自己祖国的一切，在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理的5分钟会谈中，全都灰飞烟灭。年12月1日上午，大卫·劳合·乔治将到访的乔治·克列孟梭拉到一边，直言不讳地概述了英国在中东的愿景：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作为默许的交换（尽管劳合·乔治会一直否认这一点），法国将有权自由处置叙利亚。自英法两国垂涎三尺地觊觎中东以来，争夺战利品的竞争就影响了两国关系，而这场竞争越来越紧迫。因此英国人提出了一个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大战终于落幕，巴黎和会即将召开，英法两国务必要口径一致，联手对付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关于“没有胜利的和平”和被压迫人民自决权的高尚言论。面对迫在眉睫的美国人的威胁，克列孟梭迅速同意了劳合·乔治的建议。

实质上，两个帝国主义战胜国不仅确认了《赛克斯—皮科协定》的基本结构，还大大超越了它，给了自己更多，而给阿拉伯人的更少。但按照欧洲秘密协定的悠久传统，要过一段时间，英国首相与法国总理亲信圈子之外的人才会知晓这个非同寻常的协定。此时T.E.劳伦斯肯定是对此一无所知。

随后在巴黎上演了长达一年的明争暗斗。起初，国际关系的新时代，即伍德罗·威尔逊夸耀的“世界新秩序”，似乎大有希望，但后来又蜕化为幕后协议、报复性条约和恣意专横的边界规定。关于巴黎和会以及和会期间列强及民族主义者的极其复杂的活动，已经有大量专著，汗牛充栋，其中最重要的是玛格丽特·麦克米伦的决定性的《巴黎》。但就中东而言，奸险的阴谋诡计最终几乎是毫无意义的。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大抢劫”马上就要开始了。

劳伦斯上天入地，竭尽全力去推动阿拉伯事业。在巴黎和会期间，他担任费萨尔的顾问，不断提出将阿拉伯人为之艰苦奋斗的土地交给他们的计划，同时向英国高级政治家游说，并撰写为阿拉伯人辩护的激情洋溢的社论。但对英国政府来讲，劳伦斯已经没有用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劳伦斯在英国变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同时——洛厄尔·托马斯的“与艾伦比在巴勒斯坦，与劳伦斯在阿拉伯半岛”讲座的英国听众达到约万人，包括国王和王后——政府官员们却在备忘录里称劳伦斯为“有害影响”，“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与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麻烦的根源”。最后，他被剥夺了参加和会的资格，被禁止在会议中协助费萨尔。劳伦斯在和平时期输掉了。

但劳伦斯的外交努力至少有一个非同寻常的方面，值得强调。劳伦斯和费萨尔早就知道，阿拉伯人丧失了对叙利亚的巴勒斯坦部分的控制区，于是寻找了一个盟友来保证他们对叙利亚剩余部分的民族主义主张。他们找到的盟友是哈伊姆·魏茨曼。到年底，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美两国政府中都有很强大的支持者，但令英美政府非常紧张的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目标仍然保持敌意，而且越来越仇视。所以，能不能让谢里夫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巴勒斯坦计划，以此交换犹太复国主义者对独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国家的支持？这年12月，劳伦斯、费萨尔和魏茨曼拟定了这样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的细节，在巴黎和会前夕发布了联合声明。

在这份声明中，费萨尔和魏茨曼宣布了他们在巴黎合作的意愿，并承认对方的权利主张。《费萨尔—魏茨曼协定》的九个条款中最有争议的肯定是第四条：“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鼓励和促进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大规模移民。”对这份协定，费萨尔——更有可能是劳伦斯——添加了一个关键的条件。这份协定仅在叙利亚取得独立的情况下有效；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就完全无效。

但劳伦斯和费萨尔在绝望地寻找能够支持自己的和谈搭档的时候，却忽略了几个重要细节。《费萨尔—魏茨曼协定》虽然非常详细地论述了巴勒斯坦的管理情况，却没有明确指出，巴勒斯坦究竟包括哪些地区。另外，在与魏茨曼达成协议的时候，费萨尔公然违背了巴勒斯坦民族自决的原则，这让他在援引同一条原则来处理叙利亚其他地区时，显得很没有底气，有些人甚至会说他是伪善。最麻烦的是，哈伊姆·魏茨曼前不久公开了他和其他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未来地位的设想。他在11月中旬宣布：“为犹太民族建立民族家园，这指的是，巴勒斯坦地区将被置于有利于犹太人人口增长的政治、经济和道德条件下，于是按照民主原则，将来最终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犹太联邦。”

在这样的情况下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合作，费萨尔给了更保守的阿拉伯和穆斯林竞争者一个用来反对他的有力武器。侯赛因国王在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竞争对手——伊本·沙特和他的宗教极端主义瓦哈比派追随者就将动用这个武器，造成极大破坏。

威廉·耶鲁回忆录的最后一句话将巴黎和会称为“20世纪悲剧的序言”。耶鲁担任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的中东事务专家，和劳伦斯一样，尽了很大努力促成该地区的可持续和平。他有时和劳伦斯联手，但他们的努力在每一步都被挫败了。

耶鲁认为，美国政府要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在他看来，巴黎的大事件完美地折射了伍德罗·威尔逊奇特的理想主义和傲慢自负的混合。美国总统喜爱整洁的有条不紊的清单——他在《十四点和平原则》后又提出了“四大原则”和“四项目标”，最后是“五点问题”——这暗示了他的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模式，就好像这个世界的无数棘手难题解决起来都很简单，只消将它们分解，然后用近似数学的方法就能轻松搞定。威尔逊最心爱的，也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民族自决”这一点，尤其漏洞百出。这种说法听起来固然美妙，但在20世纪初欧洲和中东的成分极其复杂的文化中，宗教信仰、种族和民族主义都起到非常大的、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作用，那么谁的权利主张能够压倒别人？伦敦和巴黎方面多次警告威尔逊不要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总统听得进去。

在威廉·耶鲁看来，这一切都是美国在巴黎和会扮演的角色背后的巨大矛盾的表征。伍德罗·威尔逊的世界新秩序的宏伟蓝图建立在莫大的无知之上。耶鲁抵达巴黎见到自己的新上司威廉·韦斯特曼和美国代表团中东研究小组的其他成员的第一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诚然，中东不是美国关心的头号问题，因为美国毕竟不曾向土耳其开战，但耶鲁错愕地发现，韦斯特曼（威斯康星大学的古典学教授）召集的小组成员竟然都对中东非常无知。小组包括一名拉丁美洲专家、一名美国印第安人历史学家、一名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学者和两名波斯语言学教授。

耶鲁领到了一本长达页的资料汇编，涉及叙利亚的历史、经济和政治方面，这是指导美国对该地区政策的主要资料。看到这本资料，耶鲁更清楚地看清了局势。对于这份《关于叙利亚人意愿的报告》，耶鲁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读，因为其中涉及年以来事件的绝大多数引文的来源都是一个人：国务院驻开罗特工威廉·耶鲁。

有好几次，耶鲁看到了捍卫阿拉伯民族自决事业的机遇，但都由于美国人的无动于衷而与其失之交臂。在年2月中旬与费萨尔的一次会议上，这位阿拉伯领袖直截了当地建议由美国在叙利亚建立委任统治，表示自己更喜欢（据说是）公平中立的美国人，而绝不要法国人。听到这话，耶鲁大吃一惊。但到此时，耶鲁已经对美国驻巴黎和会代表团心知肚明，知道抛却高尚的原则不谈，威尔逊政府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更有兴趣，而不愿意自己承担任何责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不是美国人的话就不容易看到。美国虽然在短期内深度参与国际事务，但现在已经有重新回到隔离主义状态的迹象，威尔逊和反对他的共和党（共和党控制了国会）的争吵愈演愈烈。对于那些在巴黎渴望美国人来领导局面的人来说，时间已经不多，拖得越久，美国人就越不可能有能力，或者甚至是有兴趣去干预。很快，耶鲁和美国代表团中东小组的其他人就万分沮丧地感到，局势在渐渐脱离他们的手心。“我们为了边界线而拼命争斗，就好像世界的命运取决于它。”耶鲁回忆道。“我们大张声势、大做文章，因为威尔逊和爱德华·豪斯（威尔逊的主要顾问）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干什么。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只是纸面文章，徒劳无益。”

随着和会的继续，耶鲁的任务越来越显得荒诞。年春末，他被委派到美国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金-克兰委员会，遵照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去调查前奥斯曼世界居民的意愿。按照耶鲁的满腹狐疑的说法，这等于是“对万人口、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作一个全民公决”。顺理成章地，在周游两个月，在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开了几十次会之后，委员会在每个地方听到的信息都是毫不含糊的：绝大多数人希望独立，或者由美国人来统治他们。有鉴于此，委员会提出的一整套建议将美国置于解决中东难题的最前沿。但这种解决方案与英法秘密约定的截然不同，也绝非威尔逊政府愿意承担的责任。至少在这方面，威尔逊政府反应迅捷。金-克兰委员会的报告被迅速锁进保险箱，在随后三年内外界对它一无所知。

年秋季，耶鲁离开金-克兰委员会，返回欧洲，做了挽救叙利亚局势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争取到了劳伦斯的支持，构建了所谓“耶鲁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一些英国高官的支持，因此在一个短暂时期内，阿拉伯人和法国人在叙利亚的最后摊牌或许能够避免。但耶鲁的行动是他自行其是，因此美国高官得知此事后，就把他的计划枪毙了。年11月1日，在最终解决方案出台前暂驻叙利亚的英国军队开始撤退。同一天，法国军队开入了叙利亚。几天后，耶鲁义愤填膺地从美国和谈代表团辞职，乘船返回纽约。

T.E.劳伦斯大约在同一时期彻底灰心丧气了。他的母亲后来告诉一位传记作者，她的儿子在这年秋天陷入了“极端的抑郁和神经崩溃”，他在回家期间“有时在早餐和午餐之间会在同一个地方枯坐整个上午，一动不动，脸上表情纹丝不动”。

T.E.劳伦斯的故事的一个迷人之处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如果？”的问题，即他失败的时候，整个世界损失了什么。如果在年，阿拉伯人能够成立很多人为之拼死奋斗并坚信得到承诺的大阿拉伯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战后巴勒斯坦的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能够和费萨尔·侯赛因这样的人——他曾谈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种族亲缘关系和古老纽带”——达成协议，今天的中东将会多么不同？如果美国人在当时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又会怎样？

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居然曾经有一个时期，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高声疾呼地呼吁美国干预他们的国家。如果美国把握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机遇，历史将如何发展？或许不是某些人设想的黄金时代。劳伦斯本人常常谈到，真正的泛阿拉伯国家的概念始终是海市蜃楼，因为阿拉伯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差别迥异，远远超过它们的共同点。或许，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集权（就像奥斯曼人治下的旧体制那样），这样派系林立、难以驾驭的大国能支撑一段时间，但技术和通信的进步几乎一定会让这些差别甚大的文化和民族之间发生冲突。同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关系，因为在《贝尔福宣言》发布很久以前，阿拉伯人就开始敌视人口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并且对费萨尔的温和态度置之不理。事实上，战后的一位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解的阿拉伯领导人——费萨尔的兄长阿卜杜拉，就被一名巴勒斯坦枪手刺杀了。至于假设美国军队进占中东，他们或许会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但这欢迎肯定是短暂的，因为这些军队一定会被卷入他们几乎完全不理解的当地政治矛盾，不可避免地要选择站在哪一边。即便美国能够避免这些麻烦，肯定也会丧失“公平中立者”的美好形象，因为它自己也在逐渐变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然而，上述的这些难题造成的架空的历史轨迹未必会比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真实发生的历史——战争、宗教冲突、残暴的独裁统治，不仅困扰中东，更令全世界颤抖——更凄惨。这段悲伤的历史差不多就是从巴黎和会代表们收拾行装、宣布自己使命圆满完成的那一刻开始的。

年秋季，费萨尔在失去了劳伦斯的帮助之后，绝望之中，不得不接受法国人向他抛来的些许好处。但当费萨尔返回大马士革之时，却发现自己被谴责为向欧洲帝国主义者出卖祖国的叛徒。费萨尔利用民众的愤怒，在年3月撕毁了与法国人的协定，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自立为叙利亚国王。4月，在圣雷莫会议上，英法两国正式签订了瓜分中东的条约——英国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法国控制叙利亚其他地区。这两件事联合起来，使得费萨尔与法国人发生了极大矛盾。冲突在7月爆发了。在大马士革郊外的一场短暂而一边倒的战斗之后，法军将费萨尔驱逐出去，迫使他流亡境外。到年末，法国人终于控制了他们的大叙利亚的绝大部分（除去英国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和外约旦），但群众怒火中烧。法国人还有一个外部威胁：在外约旦的沙漠里，费萨尔的兄弟阿卜杜拉正在集结他的追随者，意在进军大马士革。

但法国人在年底遇到的问题与英国人面对的困境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在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和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升级为流血冲突。在阿拉伯半岛，伊本·沙特又一次企图驱逐侯赛因国王。最严重的危机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前一年，劳伦斯曾预言，“如果我们不改邪归正，”该地区到年3月就会爆发全面的反英起义。但他预测得早了两个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5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之时，已经有约0名英国人和名当地人丧生。劳伦斯在年给威廉·耶鲁的信中记述道，英法在巴黎和会期间重拾本已名誉扫地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炮制出了更糟糕的东西。中东几乎当即就遍地烽火、危机重重，这印证了新局面糟糕到了什么程度。

为了应对这些危机，劳合·乔治在年12月寻求了一个被英国统治阶级摈弃的人的帮助：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就任殖民地大臣，新官上任的三把火之一就是招募另一个最近被排挤的人——前陆军中校T.E.劳伦斯来辅佐他。

至少在起初，劳伦斯没有兴趣重新投入这场混战。他忙于撰写回忆录，无疑还因为前一年劳合·乔治政府的冷眼而感到刺痛，于是告诉丘吉尔，自己没有时间，而且已经不管政治了。直到新任殖民地事务大臣向他保证，在即将召开的开罗会议中，将给劳伦斯几乎是完全自由的权力，帮助英国政府重新塑造中东棋盘上属于英国的那一部分，他这才答应出山。因此，开罗会议只是走个过场，因为（按照劳伦斯告诉一位传记作者的说法）劳伦斯和丘吉尔事先“不仅确定了会议将审议哪些问题，还确定了将会达成何种决议”。

伊拉克将被巩固成为一个受国际承认的阿拉伯王国，由费萨尔担任国王。在阿拉伯半岛，英国人支持侯赛因对汉志的统治权，但同时也支持伊本·沙特在阿拉伯半岛内陆的权威。开罗会议最新颖的主意无疑是让阿卜杜拉停止攻击叙利亚的法国人的计划。会议结束后，劳伦斯前往阿卜杜拉在安曼的基地，劝说这位凶暴的阿拉伯领袖先在英国委任统治的巴勒斯坦的外约旦地区组建一个政府。令劳伦斯大吃一惊的是——或许阿卜杜拉自己也吃惊不小，侯赛因四个儿子中最懒惰的一个竟然成为一位贤君。不久之后，外约旦正式脱离巴勒斯坦，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就是今天的约旦，由阿卜杜拉担任国王。年秋季，劳伦斯返回英国，他在殖民地部的一年工作接近告终，此时他确实已经意料之外地成为在中东划定疆界、指定君王的决策者。

这一切工作虽然给先前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中央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却无助于改善北方和南方的局势。在这些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命运悬而不决、兵火肆虐、生灵涂炭。

在安纳托利亚，前土耳其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加里波利战役的英雄）拒绝接受协约国规定的对土耳其的肢解。在4年时间里，他率领由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军队，与所有那些企图对土耳其腹地分一杯羹的人对抗，最后在年确立了现代土耳其的疆界。法国在年秋季插手了这场列强对土耳其群起而攻之的战争，当时凯末尔（不久之后将以阿塔图尔克的名字威震天下）将注意力转向了占领奇里乞亚地区的法国军队。在奇里乞亚的法军很快被打了个落花流水，在他们的指挥官——倒霉的爱德华·布雷蒙领导下快速撤入叙利亚境内。

与此同时，从高加索一直到阿富汗的广大地区爆发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战争，俄国的红军和白军及青年土耳其党的残余势力争夺霸权，以不合逻辑、不可理喻的极快速度结盟又撕毁盟约。恩维尔和杰马勒帕夏是这场混战中的两位主要斗士。年冬，杰马勒帕夏居然来到了喀布尔，成为阿富汗国王的军事顾问，这并不比该地区发生的其他事情更匪夷所思。

在遥远的南方，侯赛因国王的末日到了。英国人对他反复无常的统治和拒不接受中东的政治现实的态度——在年，劳伦斯花了令人发疯的两个月时间，在吉达苦口婆心地劝说侯赛因接受开罗会议的决议——早已厌烦透顶，因此在年底，伊本·沙特及其瓦哈比战士最终逼近麦加的时候，侯赛因众叛亲离、束手无策。侯赛因被匆匆送到海岸，然后登上一艘英国驱逐舰，先是被送到塞浦路斯流亡，最后来到了约旦的新首都安曼，与儿子阿卜杜拉团聚。这位被废黜的国王曾梦想建立一个从麦加一直延伸到巴格达的泛阿拉伯国家，最后在年去世，享年76岁。

从那以后，西方人在中东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在他们曾为之拼死奋斗的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国面临着一个泥沼。先是越来越多的犹太移民导致了大规模的阿拉伯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游击队又以武力反抗英国军队，因为他们视英国占领军为建立以色列国的最后障碍。年，在战争中精疲力竭的法国被迫放弃心爱的大叙利亚，但在此之前从叙利亚领土分割出了一个新国家：黎巴嫩。三年之内，叙利亚的亲西方民主政府就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而法国人在黎巴嫩强行安置的极其复杂的统治结构促使这个国家走向内战。年，英国在埃及的统治落下帷幕。英国人安插的傀儡国王被贾迈勒·阿卜杜·纳赛尔和他的民族主义自由军官运动推翻。6年后，在伊拉克，与纳赛尔志同道合的一些下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费萨尔建立的亲西方君主政权。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殖民主义时代不光彩地落下帷幕，中东格局与殖民列强在全球其他地方留下的烂摊子很相似，但有一个关键的区别：由于石油的存在，中东业已成为地球上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角落，西方就是想远离这个自己造成的乱局，也办不到。对于中东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我们都已经耳熟能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4场战争；黎巴嫩的10年内战；也门的20年内战；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少数民族遭屠杀；40年间，政府赞助的恐怖主义横行；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震动；美国的4次大规模军事干预和许多小规模干预；对于阿拉伯民族而言，直到前不久，从突尼斯到伊拉克的广大地区长期处于不间断的残暴或盗贼当政的独裁统治之下，导致绝大多数人口一贫如洗，毫无权益可言。

这一切的责任固然不能全部归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做出的可怕决策，但在那时播下了一颗毒性特别强的种子。从那以后，阿拉伯社会倾向于不用自己的希冀，而是用自己敌视的对象——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五花八门的西方帝国主义——来给自己定位。这种充满敌意的文化被一代代的阿拉伯独裁者们操纵，甚至是狂热地培植，以便将人民的愤怒引导指向外部威胁——不管是“大撒旦”，还是“不合法的犹太复国主义实体”，还是开罗街头的西方音乐——而不是这些独裁者自己的暴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运动代表着中东历史上一个潜在的划时代的时刻。自年以来，“阿拉伯的街头大众”第一次在自己的未来问题上有了发言权，不管遇到多少艰难险阻，公民参与和个人自由的因素已经被传播开，或许永远不会再被封锁起来。真正的民主和自决是能够持久的，在中东这样一个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长期受到压抑的地区，或许很容易只看到阿拉伯之春运动造成的短期混乱，但阿拉伯世界或许终于能踏上一个世纪前劳伦斯和其他几个梦想家为它设想的那条道路。

马克·赛克斯的名字已经变成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执行的灾难性的中东政策的同义词，但他本人没能活到目睹这些政策造成的后果。在英国外交部眼里，赛克斯很快就从不可或缺的问题解决专家变成了替罪羊，因为他是令人憎恶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缔造者之一。年10月底，他开始了在中东的一次长途旅行。他虽然地位一落千丈，却依然狂妄自大。他在向外交部上报自己的这次旅行时，称自己的目标除了安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紧张关系之外，还打算帮助重组协约国在叙利亚的政治和军事基础设施、劝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英属印度政权采取更进步的后帝国主义时代的姿态，并“协助推动阿拉伯人和法国人的友好关系”。

两个月间，赛克斯和他的一小群扈从在中东地区东奔西走，每天的日程都塞得满满的。但即便是这个极度虚荣自负的人，在中东也应该和在伦敦一样，看得出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了。吉尔伯特·克莱顿曾专心致志地聆听赛克斯的各种计划，但这一次赛克斯在大马士革拜访他时，克莱顿却像犟驴一样。赛克斯不知道的是，克莱顿前不久刚收到一位伦敦官员的关于如何对付这位访客的建议。“不要听马克的自夸，”这位官员告诫道，“这里没有人搭理他，我们派他出来（是他自己要出来的），就是为了耳根清净。”

这次旅行固然令人羞惭，但似乎促使赛克斯对自己对于中东问题的观点做了一个真正的新评估。年1月，在他结束旅行后的“总结”中，他承认，英法两国在该地区的做法都是错误的。他现在的建议是：“不管谁接管叙利亚，都应当认识到，与其让欧洲人的班底把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当地人什么也学不到，不如让由当地人组成的政府把事情做得一团糟但是有改进的前景，因为那样才是更真实的进步。”这话简直与劳伦斯的《二十七条建议》如出一辙。这个人在3年前还参与拟定了为欧洲帝国主义效劳的最后一项大条约，现在思维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的确令人称奇。

但这思想转变幅度太小，来得也太晚了。年2月初，赛克斯在巴黎和会亮相时，他的英国同僚们对他的思想演变完全不感兴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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