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从突尼斯到开罗，数以百万的阿拉伯公民走上街头，多场人民起义立志要推翻独裁统治并推行民主改革。陈腐的中东曾经一度显露出颓势，一个更好的全新的中东看似将要取代她，但是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

年1月，一名突尼斯妇女参加了突尼斯示威者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

一些国家在重压下变得支离破碎，并爆发内战；其他国家则想办法蒙混过关，并很快回到了起义前的国家状态。七年过去了，曾经那些旨在使中东政治有一个根本性转变的希望看起来已经完全变了味儿。

虽然并不符合人们的期待，但是这些起义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阿拉伯秩序。阿拉伯起义并没有开创一个成功的阿拉伯民主政治，但他们确实重塑了地区关系。

曾经的阿拉伯大国——埃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现在已经成了空有其表的壳子。富有却极度保守的海湾国家——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正在日益壮大。大量涌现的脆弱的阿拉伯国家给了其他国家新的干预和竞争的机会，也提供了培育新势力的机会。地区变动不再被大国之间明面上的结盟和冲突主导了。权利的分配现在靠的是影响力的传播和代理人战争。

今天，在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外交政策都是由可预见的威胁和机会两部分推动形成的。因为担心国内起义再次爆发、害怕伊朗势力和被美国抛弃，中东国家极力要从脆弱的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混乱中牟利。

而这又将地区势力推到了毁灭性的地区代理战争中，同时将混乱的种子散播到整个阿拉伯地区。因此，希望在该地区平衡各方势力注定是海市蜃楼，因为中东新秩序就是中东混乱的基础。

新的秩序

今天的中东地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绝望。叙利亚战争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最大的人类灾难之一，至少50万的平民被杀，超过万人口被迫转移；伊拉克虽然在对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战争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住在解放区的人们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内战使也门爆发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霍乱疫情，也使万人民忍饥挨饿；利比亚则仍然保持着灾难性的溃败状态。

“伊斯兰”组织士兵

即使那些没有崩溃的国家也在苟延残喘。埃及仍受到年军事政变的后续影响，军事政变压迫了政治进步、阻碍了旅游业的发展、民众不满而上街游行。巴林在年血腥的宗教镇压后持续动荡，目前除了镇压反对派没有其它解决方法。

相对成功的国家，比如约旦、摩洛哥和突尼斯，正在忙着和重大的经济问题、不满的年轻人和不稳定的邻国做对抗。几乎在每一个国家，7年前使其爆发民众起义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今天都变得更严重了。

但是，这个地区却从不缺少更多的混乱。美国撤回伊核协议的行为重新开启了美国或以色列军事打击造成战争的可能性；由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对卡塔尔的制裁分裂了海合会——这个阿拉伯最成功的国家组织；在叙利亚，即使针对阿萨德政府的军事行动已经渐渐取消了，以色列越来越频繁的空袭、土耳其的跨境管理和伊朗根深蒂固的影响也正在将内战推向一个新的方向。

也门战争陷入了难以解决的僵局，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了导弹，沙特的空袭导致大范围的平民死亡，而阿联酋则在非洲之角建立海军基地，帮助沙特进行封锁，也为了加强其在也门南部的影响。与此同时，屡次爆发的加沙暴力事件和巴以两国解决方案的死局预示着巴勒斯坦领土归还问题重新成为国际焦点。

废墟上的也门儿童

在这一切的混乱中，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和其志同道合的国家组成了轴心，包括埃及、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但这一试图恢复年之前中东秩序的举措实际上摇摇欲坠。

当今的中东地区，大量的失败国家、无法解决危机的治理和贯穿各领域的竞争削弱了每一个权力。当国家试图掌控自己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时，他们只会感到更加不安。特朗普政府决定加倍支持独裁政府，而忽视了在恢复旧秩序道路上的障碍——深刻的结构变化。这一变化既不会巩固美国的利益，更不会使其增加。

变化的平衡

中东的跨界政治并没有什么变化，但该地区的结构和动态已与以前大不相同。年代和年代被学者马尔科姆·克尔（MalcolmKerr）称为“阿拉伯冷战”。在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的领导下，埃及与西方支持的政权和沙特阿拉伯的保守势力发生冲突，范围从也门的直接军事干预到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国内政治的代理人利益争夺。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

与此同时，泛阿拉伯主义——希望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思想——确立了该地区领导人们在反殖民主义、阿拉伯统一和对抗以色列三个层面上合作与竞争的基础。

中东历史的传统观点认为20世纪70年代是这些跨界意识形态战争的终结。随着纳塞尔的去世和大量石油的发掘，国家变得更关心政权的生存，而不是意识形态。在此期间，国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安全部门，阻止了国内起义。

随着国家内部安全的加强，外国干预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不幸的是，黎巴嫩是这条规则的例外，年至年的黎巴嫩内战成为代理人冲突的主要舞台。）甚至年的伊朗革命，即使民众受到了美国支持的独裁者被成功推翻的激励，却也没有重现同样的代理人战争。相反，阿拉伯政府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并加倍镇压国内的伊斯兰主义挑战者。

然而，在年民主改革爆发前，强硬国家的时代就已经渐渐消退了。在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开始给中东秩序带来根本性的挑战。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促使各国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就业。阿拉伯大国要面对贫困人口的增长和基础设施的衰败。即使是富有的石油国家也发现自己受到了全球经济形势的摆布，如年的金融危机和油价波动。

同时，卫星电视、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其他新技术削弱了曾经垄断信息和观点表达的政府。年全球反恐战争之后，美国占领伊拉克引发的敌意和巴以和平进程的崩溃破坏了区域合作的基础。到年时，阿拉伯世界已经没有能力限制伊朗、扼杀民主变革了。

年的阿拉伯起义并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而是地区结构变化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人民对国家经济和政治不自由的不满至少持续了十年。该地区的政治空间已通过卫星电视、互联网及其他跨国网络统一起来，致使抗议活动迅速蔓延，从突尼斯到埃及，然后横跨整个阿拉伯地区。这些同时发生的暴动揭露了关于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力量情况：有一些马上适应了，有的勉强通过了，剩下的则都崩溃了。

虽然起义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是明显的，观察者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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