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新的旧世界”：投射在耶路撒冷的帝国秩序

作者：殷之光,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埃克塞特大学讲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世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教授。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关于耶路撒冷，我们已经非常熟悉那些从治理术角度出发，对“外交政策”的种种讨论。但是我们对作为“上帝之城”的耶路撒冷究竟在西方世界帝国的普遍性秩序想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却知之甚少。更进一步地，我们也很少追问那些围绕着耶路撒冷而展开的一系列神圣叙事又对帝国的世界想象、乃至帝国的治理本身起着怎样的作用。然而，倘若不去理解帝国的道德普遍主义叙事，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帝国主义的霸权机理，更无法在帝国的世界秩序与历史中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及《贝尔福宣言》内容。图片来源：Wikipedia年前，大英帝国的算盘与《贝尔福宣言》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年前的11月7日，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事正酣的当口，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当时的首都彼得格勒发动起义，著名的十月革命爆发。一个多月之后，苏俄新政府宣布停火，并最终退出一战。而与此同时，协约国在南方战线上则获得了不少好处。就在布尔什维克发动起义的当天，英帝国艾伦比将军（GeneralAllenby）的埃及远征军（EgyptianExpeditionaryForce）终于击败了奥斯曼的雷电军团（YildirimArmyGroup）结束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加沙战役（BattleofGaza），占领了奥斯曼帝国巴勒斯坦地区的加沙城。两天之后，在伦敦出版的周报《犹太编年》（TheJewishChronicle）上刊登了一篇由英国外交事务大臣阿瑟·贝尔福（ArthurBalfour）写给沃尔特·罗斯柴尔德男爵（WalterRothschild）的短信。信上的日期是当年11月2日，当时加沙战役还未打响。而信中的一个关键表态则成为后来著名的《贝尔福宣言》（TheBalfourDeclaration）。在当时的观察家们看来，《贝尔福宣言》里所做出的支持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立“民族之家”（nationalhome）的表态似乎显得有些莫名其妙。当时的英国才刚刚进入巴勒斯坦。虽然在几经挫折之后终于占领了加沙，但帝国的远征军距离耶路撒冷还很遥远。换句话说，《贝尔福宣言》中所做出的保证基本是将一块当时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许诺给了犹太人。然而，对于英国政府来说，这一保证却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在贝尔福发出这封信时，十月革命尚未爆发，而二月革命的影响则使得俄国对战争的投入日渐衰减，美国也刚刚对德宣战不足7个月。通过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运动，英帝国相信此举能够赢得来自美国与俄国犹太人社群的支持，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推进加大美俄对协约国的战争投入。另一方面，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英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对抗逐渐开始从欧亚大陆内陆转向了红海及印度洋沿线。从一战开始之初，英帝国便不断采用各种手段，拆解奥斯曼帝国在北非、阿拉伯半岛以及黎凡特地区的领土。而《贝尔福宣言》中以出卖阿拉伯人利益，讨好犹太人的举动，也无非是英帝国再次实践了对奥斯曼领土采用“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的策略而已。《贝尔福宣言》还透露出了英国劳合·乔治（LloydGeorge）政府的另一个关键野心，即保障战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绝对影响力。早在年秘密签订的《赛克斯-皮克协定》（Sykes-PicotAgreement）中，英、法、俄三方便协议瓜分了奥斯曼帝国领土。在这份臭名昭著的秘密协议中，奥斯曼帝国被瓜分成了7份。除了英法俄意四国势力范围之外，还包括了两块名义上属于阿拉伯人独立国家，实际上却分别在英国与法国委任监管下的大约旦与大叙利亚地区，以及在耶路撒冷地区建立的一块“国际共管”（internationaladministration）地。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英国统治精英们开始抱怨《赛克斯-皮克协定》中法国获益太多。并且英国在南线战场上付出的巨大代价也使得英帝国希望能够在奥斯曼的焦土上榨取更多的利益。作为在欧洲五霸之中最先表态将巴勒斯坦许诺给犹太人的英国，此举无疑能够大大增强其战后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贝尔福宣言》公布之后一个月整，南线战场的耶路撒冷战役（BattleofJerusalem）正式结束。年12月9日，时任耶路撒冷市长的Husseinal-Husayni挥舞着白旗，出城向英军投降。两天之后，年12月11日，当时的英军驻埃及远征军的艾伦比将军带领着他的随员大步流星地走进了耶路撒冷城。占领耶路撒冷的消息像是为饱受战争困扰的英国打了一剂强心针。劳合·乔治兴奋地将之称为“今年最好的圣诞礼物”。还有媒体评论：十字军东征终于结束。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占领耶路撒冷至少对报纸的读者们来说代表了一个英国世界帝国的一个巅峰时刻。它的象征意义很可能要远比其实际意义重要得多。对广大英帝国的精英乃至民众来说，占领耶路撒冷为帝国的“霸业”赋予了一种道德神圣力量，并佐证了“不列颠治世”（PaxBritannica）的天命。就在艾伦比将军进入耶路撒冷的当天，《泰晤士报》刊载了一则社论。这篇充满着狂喜情绪的社论开篇便说：虽然占领耶路撒冷可能对整场战事影响不大，但是这确是整个“基督教王国”（Christendom）历史最为重要的时刻。耶路撒冷的陷落，象征了“土耳其暴政的必然终结”（thetyrannyoftheTurkisdoomed）。社论中还写到，艾伦比将军的入城仪式上，会有来自法国与意大利的代表团。他们的出席，不但代表了“盟国的团结”，更唤醒了我们对这场战争意义的信念。“这场战争的本质是一场为了人类解放的十字军圣战（acrusadeforhumanliberties）”。十字军圣战“复兴了先前被伊斯兰势力切断了的东西方之间交往”。就像先前那许多伟大的帝国将军一样，“今天艾伦比将军”进入耶路撒冷，又让“新耶路撒冷这座上帝之城”再次“恢复荣光”。今天的读者们或许可以认为自己像是历史的旁观者，历史书写仿佛就是一架时光机器，载着我们穿梭于过去的诸多时刻。今天的我们知道，早在年，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HallettCarr）便在其名著《二十年危机》（TheTwentyYears’Crisis）中宣布“不列颠治世”早在年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便已终结。然而，对战时的英帝国来说，占领耶路撒冷就像是一个神圣的预兆。它预示着英帝国治理下的世界和平即将到来。在得知艾伦比将军占领耶路撒冷之后，英国前首相、劳合·乔治的前任、英国自由党党魁阿斯奎斯（H.H.Asquith,年被授勋成为第一代牛津及阿斯奎斯勋爵）在一次集会上热情地表示，艾伦比将军将“英国旗帜插在耶路撒冷”的丰功伟绩，让所有饱受战争之苦的英国人感到“狂喜”。“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人”，阿斯奎斯坚信，这场胜利将会给全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荣耀的和平与持续的和平”。同时，也正像英国先前盘算的那样，在耶路撒冷的胜利让英美的犹太人倍感兴奋。在艾伦比进驻耶路撒冷当天，位于利物浦的中央犹太会堂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活动。来自利兹和曼彻斯特的犹太拉比们也都参加了这场庆祝“耶路撒冷解放”的礼拜。祷词中还格外祝福了当时的英王乔治六世以及占领耶路撒冷的英军。同样，在美国的犹太社群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盛赞在“英国的保护下”犹太人的故土得以被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犹太世界报》（TheJewishWorld）还联系《贝尔福宣言》，称英国政府承认巴勒斯坦属于犹太人的事实，使得“英格兰也成为了地球上最伟大的犹太强国”（thegreatestJewishPoweronearth）。

当地时间年12月29日，约旦安曼，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帝国的普遍性秩序想象今天，这一“耶路撒冷解放”的狂热时刻过去了正好一百年。然而在这其中流露出的帝国的世界想象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并不陌生。年12月6日，距离英国埃及远征军占领耶路撒冷一百周年纪念日仅差三天，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白宫宣布，要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在其讲话中，川普称“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三个伟大宗教的心脏，它如今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民主国家之一的心脏”。正如一百年前英帝国将耶路撒冷视为“东西间交往”的圣地一样，川普也为我们描绘了一座“由以色列人民”历经70年建造起来的“容纳犹太人、穆斯林与基督徒自由生活和信仰”的耶路撒冷。川普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期盼和平”，这是“每一个人类灵魂的普遍渴望”。而今天美国将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决定，则更加表明其政府“长久致力于创造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最后，他表示，希望该地区的所有政治与宗教领袖；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犹太教徒、基督徒以及穆斯林们都与美国携手，共同“参与到这一谋求和平的伟大征程”之中。关于耶路撒冷，我们已经非常熟悉那些从治理术角度出发，对“外交政策”的种种讨论。但是我们对作为“上帝之城”的耶路撒冷究竟在西方世界帝国的普遍性秩序想象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却知之甚少。更进一步地，我们也很少追问那些围绕着耶路撒冷而展开的一系列神圣叙事又对帝国的世界想象、乃至帝国的治理本身起着怎样的作用。然而，倘若不去理解帝国的道德普遍主义叙事，我们便无法真正理解帝国主义的霸权机理，更无法在帝国的世界秩序与历史中实现真正的自我救赎。这种对帝国“世界观”的考察可能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普通人对帝国、对帝国秩序的认知与想象。而这种想象则使得每一个人同帝国道德世界秩序产生了辩证联系。在中国革命历史中，这种辩证关系被表述为“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这也体现了革命对塑造个体主观意志的特别强调。重新回到年的那个时刻。帝国的文化机器不遗余力地向帝国的臣民们宣传“解放耶路撒冷”所带来的荣耀。这种荣耀感也充斥了帝国道德叙事的各个角落。在一则英国埃及远征军的征兵广告中，两个有说有笑，雄赳赳气昂昂的白人士兵走在一群列队欢迎他们的穆斯林面前。对普通人来说，最容易体现帝国存在感的治理行动是征兵。帝国的军队是帝国治理的保证。来自帝国四处的各色人种通过服役以及帝国对外战争，同帝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发生了最真切的联系。恰是这种极具东方主义与霸权色彩的视角，却直接向大英帝国各个角落的普通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故事：帝国就是世界，是历史本身。帝国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把文明世界带给其他那些还没有被这个故事照耀到的地方。这种具有浓厚福音主义（Evangelicalism）的叙事将殖民转化为了一种道德义务，是一种天赐的“文明化”全人类的历史义务。除此之外，征兵还将这种道德义务与个人得失联系在了一起。它告诉人们，加入到帝国的事业中还能满足个体的欲望。海报上的标语写道：参军，我们一起去看世界（JointheArmyandseetheworld）。对于浪漫的年轻人，这无疑是一个有效的动员手段。在这个逻辑上，我们再看今天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似乎也并未偏离这种帝国主义的叙事逻辑。对所有学过国际关系史的人来说，19世纪以来的“世界秩序”遵循这样一个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描述的历史脉络，即从维也纳体系（CongressofVienna）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联盟，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联合国。在这条线索中，国际体系的形成仅仅与少数政治精英相关。这些人不仅仅负责制定了“大国”的秩序，也代表各个大国强权，制定了世界秩序。在这个叙事里，国际秩序与国内政治秩序的逻辑一样，是寡头的游戏。非但也普通人无关，也与小国无关。这一般被视为国际关系里的现实主义理论。在欧洲思想体系当中大体有两类对“世界政府”的设想，一种来自康德，即世界政府由具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个人组成。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iuscosmopoliticum，即“世界公民（Erdbürger）之法”的设想。康德认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政府必须体现的是每一个理性人的公共意志。它只能建立在一个超越了民族国家（supra-national）局限的公民社会基础上。另一种设想来自康德同时代的边沁。与康德不同，边沁将罗马法基础上的“万民法（iusgentium）”发展为了“国际法”（internationallaw）。这也是英语世界中首次出现的对international一词的学术应用。再此之前，国际法的概念一直被等同于罗马法中的“万民法”，其在英语中的表述为Lawofnations（诸国之法）。两者之间的核心差别在于，LawofNations可以被视为是诸国之法的总和，而internationallaw则表达了一个诸国均要遵循的公共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边沁实际上也回应了一个卢梭式的问题，即共同体中创造“公共意志”（Generalwill）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层面上，边沁跟康德在实质上是有共通的，只是边沁完全不否认Nation的重要性。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Cosmopolitanism和Internationalism的一个最根本的差异，或者是在西方思想史当中的一个核心差异。但是，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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