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下海：早期两河流域商路初探》，刘昌玉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7月出版，页，39.00元两河流域地处素有“人类文明摇篮”之称的新月沃地，更凭借着公元前年左右发明的楔形文字在古代诸文明中率先迈入历史时代。与古埃及相比，它缺乏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这一不利因素在两河流域南部的冲积平原（即苏美尔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也解释了为什么粘土制成的泥板成为该文明特有的书写材料，泥砖则成为其常用的建筑材料。为突破资源缺乏的困境，两河流域自新石器时代起就与周边地区开展贸易活动，以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主要是大麦、椰枣、羊毛织物和陶器，来换取金属（金、银、铜、锡等）、宝石（青金石、红玉髓等）、石料（如闪长岩）和上等木材（尤其是雪松）等资源型产品。例如，原产阿富汗并经由伊朗高原输入的青金石，以其独有的蓝色和金色交相辉映的光泽成为两河流域最尊崇的原料，其价值高过黄金。此外，作为两河流域文明代名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刻写在从波斯湾沿岸进口的闪长岩加工而成的石柱上。《汉谟拉比法典》石柱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刘昌玉博士的新著《从“上海”到下海：早期两河流域商路初探》是一部两河流域早期（史前到公元前两千纪）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作品，也是国内探讨该地区贸易和商路的开山之作。全书长十六万字，除引言和结尾外，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早期两河流域概况”，介绍了两河流域的地理及公元前三千纪到两千纪的历史发展状况。第二章“东路——伊朗高原商路”，详述了从两河流域到阿富汗地区的两条商路：陆路从两河流域经伊朗高原到达阿富汗，海路从波斯湾—印度洋到达印度河流域，再到阿富汗。两条商路运输的主要商品都是青金石和锡。第三章以楔形文字文献中的三个地名，狄勒蒙（今巴林）、马干（今安曼）和麦鲁哈（印度河流域）为中心，分析了两河流域与波斯湾贸易的兴起与衰落。第四章“西路——地中海商路”，总结了两河流域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贸易以及后者与埃及、塞浦路斯和希腊世界的贸易。第五章概述了两河流域北部与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贸易。考古证据与文献记录作为本书的重点之一，第二章以考古证据为主，举青金石和青铜为例探讨了两河流域与伊朗高原的贸易商路。在青金石贸易中，伊朗高原发挥了中转站和加工地的作用，把原产于阿富汗的这一产品输送至两河流域。但作者对伊朗高原的相关遗址和具体路线交代甚少，重在铺陈两河流域出土的诸多带有青金石装饰的著名文物。在讨论青铜商路时，作者的重点有所转移：“首先要清楚最早的铜（黄铜）资源的分布及贸易，其次要弄清楚砷青铜资源与分布等情况。”（60页）不同于青金石产地的相对确定，作为青铜基本成分的黄铜其产地更多元化，并不限于伊朗高原：“古代著名的铜矿产地在东地中海和近东地区，比如塞浦路斯岛、土耳其东南部和伊朗东南部。”（63页）作者在第五章介绍安纳托利亚商路时就提到了两河流域北部的古亚述商人就参与了把铜从安纳托利亚出口至亚述城的贸易（页）。此外，在公元前两千纪上半期之前，两河流域也从马干（今阿曼）进口铜（78-79页）。至于青铜的另一主要成分锡，现已基本认定伊朗是主要产地。所以，第二章第二节的标题从“青铜商路”改为“锡商路”或许更加贴切，同时避免造成两河流域不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直接进口成品的误解。虽然该技术传入两河流域的时间尚不确定，但两河流域的青铜工艺达到了可观的水平。新亚述国王沙尔曼尼泽尔（公元前-年在位）时期的巴拉瓦特门（BalawatGates）的青铜装饰带即为力证。巴拉瓦特门（BalawatGates）的青铜装饰带，图片来自大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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