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曼

杨炼新作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发布时间:2020/10/4 15:34:20   

PhotobySandrachile.onUnsplash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年第11期

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

杨炼

年8月,我们伦敦的家搬得空空荡荡。我的三首“蝴蝶诗”刚刚完成。一只我们在伦敦住了十五年却从未见过的艳丽无比的大蝴蝶,径直飞进我的窗口,停在窗楞边扇动翅膀,我拍下她,又看着她翩翩飞走。仿佛一个鲜艳的标点,带着我们的视线、心思,飞向另一个即将动笔的文本。那是柏林。年DAAD“临时贵族”的柏林,转眼二十年来跟踪历史变化的柏林,现在,我获得“超前研究”中心学者奖金的柏林。知道“超前研究”中心(WessenschaftskollegzuBerlin)的存在,来自两个好朋友:一个是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另一个是诗人兼德国头号俄罗斯和东欧文学权威伊尔玛·拉库萨。他们既给我介绍这个中心,更把我推荐给中心,所以我们的柏林生涯,从开始就披着国际思想和文学的色彩。而“超前研究”这个名字,真像有种宿命感,直接定位了我和阿多尼斯思考的焦点。十年前的年,我应邀去约旦参加首届约旦国际诗歌节。两年前的“9·11”硝烟还没散尽,“历史终结”的空幻梦想已经远远逝去,阿拉伯—伊斯兰,这个对习惯冷战对立的世界相当陌生的名字,突然被放大,置于所有人眼前,成了一个不可回避、又充满疑问的概念,它是什么?它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我的神经,因为好奇和紧张而绷紧着。到达约旦首都安曼,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落进了一个阿拉伯诗歌(和诗人)的汪洋大海。巨大的安曼玛丽安宾馆里,来自几十个阿拉伯国家的数百位阿拉伯诗人,济济一堂。别提诗人自己的名字,光那些国家名称,已足够让我眼花缭乱了。阿拉伯语,带着它独特的“H”(呵)音,在我周围幻化成一片嗡嗡波荡的海浪,其间浮动的诗人面孔,很有点像熟悉的中国诗人,总笼罩在一层激动、震颤和不安里。他们的交谈,专注而热切,似乎和我这个“老外”一样,也因为这不寻常的聚会而深深激动。大家都期待着,诗歌节开幕式上诗人阿多尼斯的朗诵。那天晚上,数千观众涌入安曼侯赛因国王中心,老诗人端坐在一张阿拉伯地毯上(我后来在为他写的中译诗集序言中,猜测那是一张飞毯),几乎没有开场白,直接开始朗诵一首长诗,我当然听不懂诗句的内容,但听得懂诗人的声音,这是我的独门诀窍,我坚持认为:诗人朗诵和写作的方式,本质上一定是共通的。如果听出朗诵里的问题,再去验证于作品,基本不会错。因为朗诵和创作一样,你并不知什么是“对”,因此也无从假装去“对”,只能跟着感觉走,于是或优或劣,一“耳”了然!阿多尼斯就这样直接打动了我,他的吟诵(没有比这个经典中文词更适当的形容了)低昂苍凉,缓缓流出,不溅浪花,却如暗涌,一波一波推进周围的数千心灵,形成某种巨大的力量。听众们屏息凝神,也都乘上了这条音乐飞毯,我们一同上升、平移,逾越黄沙碧海,俯瞰了星球星空。那一刻,我知道,阿拉伯诗歌的灵魂,仍然是它的音乐。那明月大漠间数千年淘洗的激情迸溅的音乐传统,依然活在当代文学里,给无论什么题材注入生命。后来,我了解到,阿多尼斯那一晚朗诵的是一首关于纽约的长诗。开幕式后,我和阿多尼斯相约,做了第一次录音对话。这开始了我们其后一系列对话和笔谈,主要的三篇,成为我与国际诗人对话集《唯一的母语》的开篇之作。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我和阿多尼斯对话的感觉,我会用“感动”。这里,应该去掉任何浮泛情绪,剥去花花绿绿的枝叶,只留下思想的结实内核。中国——阿拉伯,地理上太遥远了,文化和历史上,我们只依稀记得丝绸之路的驼铃。中国的“文革”、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冲突,都是报纸上的故事,经过媒体过滤,我们读到的差不多只剩下口号。那么,真正的当代阿拉伯文化是什么?“9·11”之后,死海边那个火药库一样的地区,人们在想什么、寻找什么?他们找得到吗?找不到怎么办?这些提问,恰如我对当代中国的提问,远远深于文化观光的层次。我和阿多尼斯年的对话《诗歌将拯救我们》,堪称当代阿拉伯和当代中国诗人首次思想相遇。我的感动,来自一种完全不曾预期却吻合得近乎完美的互相理解,一丝儿阻隔和障碍都没有!我们单刀直入,从阿拉伯和汉字的语言学特性谈起,切入文化思维的特点,由此引出,正是我们和自己文化传统间的紧张关系,决定了我们现代文化转型的难度和深度。可惜的是,这困境又被外部世界的简单化变得更糟糕,我指把中国文化转型单调地意识形态化,和把阿拉伯文化转型简单归结为阿、以政治冲突,以及中世纪式的宗教冲突。所有这些简单化,共同特征是非黑即白,共同口号是“万岁”或“打倒”,共同蛊惑方式是群体煽情,最终,飞快传染的狂热病毒,将彻底掐死独立思考的微弱声音。阿多尼斯比我面对的处境更困难。如果说我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历史误解的政治概念,随着语境变化,那定义早已失效,阿多尼斯却面对着一个宗教神本世界,那里的神本统治无边无际,且不容质疑和挑战,因此独立思想者的两难更极端:如何对外拒绝被简单化,对内坚持更新的自觉,且既保持精神独立,又维护艺术的丰富?老诗人这艘小船,怎样驶过这重重巨浪?有意思的是:阿多尼斯选择的思想立场,和我们这自“文革”痛苦觉醒而反思自身历史和文化的一代不谋而合:警惕任何流行的(因而其实是商业性的)宣传,坚持自己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现实立场,以诗歌为轴建立新的文化坐标系,推动(无论手上是一块多重的西西弗斯之石!)一个新文化的产生。广义地说,阿多尼斯和我这一代阿拉伯、中国诗人,所感受到的文化使命,远远超出狭义的“诗歌”,也超出我们出身的国度和文化,我们的“思想辞典”,很快会被证明,是适用于全球化世界的。因为,这小小地球,已经被经济利润如此凶猛地拉到了一起,某处的处境就是到处的处境,一些人的处境就是每个人的处境,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中国思想辞典”这个概念,正因为和阿多尼斯超地域的理解,而渐渐成形。以前,文化大革命、“寻根”、年代文化反思、全球漂泊、乃至近些年跨中外诗歌项目,都只是中国经验,也主要具有中国意义。但电光石火,和阿多尼斯一次碰撞,我突然发现,我们的思想语法何其相似!略去一些异国情调的标签,我们谈论的完全是同一个内容。我用“中国思想辞典”读懂阿多尼斯,他用“阿拉伯思想辞典”读懂我,归根结底,我们并非读别人,真正读出的还是自己——那个敢于自我追问,自我挑战,最终自我超越的自己:一种建立创造性自我的能力。我们都曾绕道西方,试图去读懂对方,谁知那阅读形同猜测,越猜越远,越想像越误会,直到把地理距离当作心理距离,把理解错误推到“他者”那个词上了事。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身上就有那条活生生的树根,摸到它,就能把住任何文化的生长脉络,感到那枝叶正青翠抑或枯黄。所以,当阿多尼斯邀请我,给他的中译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写序,我欣然应允,且在序言中明言:“谁要做一个当代中国艺术家,她/他必须是一个大思想家,小一点都不行!”这句话,竟然令我另一位好友、大画家徐龙森闻之潸然泪下。诗人相知,水晶透明,毫无文化障碍,一个多美好可爱的经验!年之后,阿多尼斯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的相知和友情,也成了世界诗歌界一个佳话。确实,连我自己也很难想到,会和一个在如此不同语言、文化中的诗人结下如此深刻的友谊,这除了证明诗歌的强大穿透力,还能证明什么?年,《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发行仪式,我的构思创意是:一,阿多尼斯阿拉伯文朗诵,没有译文,纯粹享受阿拉伯文的音乐能量;二,十位中国诗人、学者,每人从书中自选最喜爱的几首诗,只朗诵中文,并给出选择的理由。由是,《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不再是一本书,而演化为十个“不同的”中文版本;三,阿老和中文诗人、学者台上对话,回答公众提问。那场活动后,阿老一股脑签了几百个名,他两眼放光:“完全没想到中国读者这么热情!”《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销量直线上升,几年之后达到三万本!年,伦敦国际诗歌节上,组织者特意安排我和阿老专场同台朗诵。活动前,我问他:“您准备朗诵什么作品?”他回答:“《公元前年‘9·11’协奏曲》!”这个标题醍醐灌顶,令我久久难忘,因为,一个“公元前”,阿老把举世认为的突发事件“9·11”,深化成了含括整个人类历史的根本处境,这处境其实从未离开我们。这直接衔接上了我对“共时”与“历时”关系的思考。我的“同心圆”,换成阿老的话:“不是没有时间,而是包括所有时间。”中国和阿拉伯诗人的人生体会,岂止不谋而合,更是相逢于深度!还有年我获得意大利最重要的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时,阿老执笔的精彩授奖词;还有当年“鹿特丹——北京文艺网国际同步诗歌节”上,阿老领衔国际诗人与中文诗人的互动;还有阿老年给我在黎巴嫩出版的阿拉伯文诗选写的序言……我知道,这感动,在我们心里是互相的。那么,当阿老问我:你为什么不申请柏林“超前研究”中心?我立刻反应:“超前研究?这名字有意思!”况且在柏林,这个历史地层最丰厚的地方,没有历史的深度,“超前”是不可能的。我给WessenschaftskollegzuBerlin提出的工作计划有个标题,叫“诗意的他者”。自从萨义德提出“他者”这个概念,“他者”已经满天飞了。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有人把别人他者化,有人被别人他者化,种种阐释,离不开权力这个潜台词。权力的跷跷板两端,居高临下者和怨天尤人者,其实玩的是同一个游戏。我希望,逆转这种思维,把“他者”从负面意义,转换为正面意义。就是说,秉持独立思想的人,谁不是“他者”?不仅要做别人的他者,甚至该做自己的他者,思想的每一次更新,都在改变整个人。因此,他者,不该是被动的,而应该是全然主动的。“诗意”,即主动性和创造性。一个“主动的他者”,是全方位的提问者、质疑者、反思者。一部经由反思自身获得的“思想词典”,是全球化时代人类理解新语境、新困境的共同语法。我重申了几年前在柏林获得的灵感:“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这给诗提出的新要求,给当下存在点明了深诗意。凭借《诗意的他者》设想,我获得了“超前研究”中心一年的学者奖金。这是自该中心建立以来,首位当代中国诗人获得这一奖金。柏林“超前研究”中心提供给学者们最佳的工作环境,它的理念,就是筛选世界上的学术精英,无论你工资多高,它付给你三个月、半年甚至一年薪水,把你从日常工作中“买”出来,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它的选择,不考虑成果的实用性,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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