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壮游”梦想对中国人来说前所未有地触近现实，然而一场全球大流行病使浪漫化的全球旅行梦迅速触礁。

起初是咳嗽，控制不住的干咳，我想整个旅馆的人都要被我的咳声弄疯了。天黑后，只觉得全身冰冷，身子却是滚烫的。我吞下药，打开空调暖风，缩进被窝继续咳。

不知过了多久，从昏睡中醒过神来，抬眼看见天花板上指向麦加的箭号，问自己：我在哪里？这一夜，烧退了大半，梦里依稀有个人影，想起来是多年不见的朋友K。明确这点后，梦里那个城市的轮廓也清晰起来——广州，K所在的城市。

我意识到自己正在从威尼斯去往广州的途中，目前身处的地方叫马斯喀特，阿曼的首都。这场突如其来的病，来得急去得也快，前一天还以为快要咳成肺炎，第二天就退了热度，肌体在恢复，甚至觉得饿了。

△阿曼的首都马斯喀特。黎衡摄

多半只是普通的流感。这天是1月14日，当时没人知道一场大疫正在武汉蔓延，终将波及全球。我这场病幸而来得早，要是晚十天半月，作为中国游客难保不被怀疑感染了新冠病毒。

旅途中经常心生恍惚之感，醒来不知身在何处。这种感觉，说不好是让我迷恋还是为之困扰。我把威尼斯到广州的路途切成四段，先飞伊斯坦布尔，呆几天，然后飞马斯喀特，三天后飞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再过一星期从新德里飞到广州。如此化整为零，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7小时时差便不必一次攻克，而是阶段性地调整：1小时、2小时、1小时30分、2小时30分，就像进藏时逐步适应高海拔，避免“高反”。副产品是，在AB之间人为增加CDEF，等于给自己加了很多无法预料的“戏”，比如马斯喀特的咳嗽和发烧。

在意大利时，威尼斯刚经历过一次超过1.8米的历史性高水位，说是“灭顶之灾”也不为过。一家名为“涨潮”的著名二手书店被淹，仿佛因为名字一语成谶。我下载了每日跟踪监测潟湖水位的手机应用“Hi!TideVenice”，这款软件在应用商店里的中文名叫“喜潮”，备注说“没有抓到高潮措手不及！”，多半是机器翻译（我称之为“人工智障”），尽管不通，却有错把灾难当喜剧的黑色幽默。“喜潮”能给出威尼斯全城56个监测点的实时和预报水位数据，哪里能通行哪里行不通都靠它指路。一天天过去，眼看高水位不断下降，从1.43米到1.40米、1.20米，最终达到正常水平，年也就近了。冬天是残酷的季节，不仅潟湖经常发大水淹没城市，也是死亡高发的季节，各处墙上贴出讣告，相片上的死者大多上了年纪。这个冬天，有的人没能活着看见年到来，另一些“居民”在洪水退却后不知去向，其中一位是“涨潮”书店的猫，可算城中名媛，印着它照片的寻猫启事和那些令人悲伤的丧事讣告一起出现在威尼斯的布告栏上。

△意大利涨潮书店。资料图片

伊斯坦布尔以一场如痴如醉的大雨迎接我。原计划拿着希拉里·萨姆纳-博伊德和约翰·弗瑞里合写的《漫步伊斯坦布尔》当指南书暴走古城，这个宏愿在第一天就被雨浇灭。我沿帝王大道走出没多远，鞋袜俱湿，雨伞也被狂风扭成“丫”字，只好躲进洛蒂咖啡馆喝茶避雨。这家冠名皮埃尔·洛蒂名字的咖啡馆，样子很巴黎，透明玻璃房的外观一如20年前，那时帝王大道不像现在这样繁华，洛蒂咖啡馆称得上摩登洋气的去处：落地大玻璃窗，帆布顶棚可以打开让阳光透进来。此时坐在里面只听到头顶上噼噼啪啪的雨声，帆布屋顶还有这音响效果，以前不知道。年第二次来伊斯坦布尔时在帝王大道的一家书店买下一本皮埃尔·洛蒂散文英译本，书店就在洛蒂咖啡馆斜对面，如今已不存在，那本小书我带到广州又运到北京，现在还在上海家里的书架上。

阿曼全国哀悼日结束那天马斯喀特也下了场大雨。波斯湾和沙漠交接处的雨跟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凄风苦雨不一样，有点像我在马斯喀特生的那场病，迅疾而短促。一阵暴雨后，旅馆断电断网，门前那条“Way”变成了发大水的威尼斯运河，我困在旅馆待到水位下退才能出门觅食。记得在伊斯坦布尔时，风雨天逛不成街，于是坐车兜风，伊斯坦布尔公交轻轨有一点好，暖气足，屁股坐得热乎乎，连手脚都暖暖的，看车窗外苦着脸的男男女女像在舒舒服服看电影。

△伊斯坦布尔。资料图片

像这样把欧亚旅途分成几段飞，见到的只是地球表面景观的突变，而非渐变。我一向认为只有纯粹依赖水陆交通的“overland”连续旅行才称得上“大旅行”，即老派英美人所说的GrandTour，有人译成“壮游”，也算贴切。我这辈子只走过两次“overland”式的欧亚线路，一次是年从巴黎到西安，一次是年从海参崴到弗罗茨瓦夫，坚持不飞，只在地面移动。这种“壮游”毕竟时间、精力成本极高，轻易玩不起。另一个挑战来自国家疆界造成的重重壁垒，具体而言就是签证的阻碍。为准备年那次欧亚大陆行，我煞费苦心找到一条不需太多签证、难度也不那么大的线路：法国→意大利→希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中国，出发前办好申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个入境签证，路过伊斯坦布尔时又在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申请到伊朗10天过境签证，如此便可“凿通”欧亚大陆。在这条主干道以外又在马德里申请到摩洛哥签证，在白沙瓦申请到塔利班签证，于是增加摩洛哥和阿富汗两段旁逸斜出的支线。年那次更简单，总长近万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一口气解决了欧亚旅程的大部分，只需俄罗斯和申根两个签证就能全程畅通无阻。那时候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都已加入申根协定，国与国之间的界线像取消了一样，给人乌托邦的错觉——旅行者的理想国，不外如此。

进入年，“壮游”梦想对中国旅行者来说前所未有地触近现实。年1月1日起乌兹别克斯坦对中国公民实行7日入境免签，1月19日起亚美尼亚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土耳其开放天多次有效电子签，印度实行5年多次有效电子签，结合其他国家的免签、落地签、电子签政策，欧亚“壮游”似乎有了很多可能性。我完全可以把威尼斯到广州的行程设计成又一次“overland”欧亚大陆之旅，唯一欠缺的条件是时间。我必须赶在1月25日农历春节前到广州与家人团聚，于是退而求其次，采取“跳棋”式分段飞行的模式。

尽管是一次“小旅行”，实现它仍然需要一些前提条件。之所以在威尼斯和广州之间选择了伊斯坦布尔、马斯喀特、艾哈迈达巴德和新德里4个节点，首先因为土耳其、阿曼和印度电子签都很容易得到，其次在于各点之间都有廉价直飞航班。这两项便利在一些年前还无法想象，但在年1月，操作起来已是易如反掌。

但其中一个环节还是出了纰漏，险些无法“通关”。由于一到马斯喀特人就病倒，我晚了一天在线申请印度电子签证，以至于登机飞往艾哈迈达巴德时还没有收到印度签证申请成功的确认邮件。更麻烦的是，行李超重了，不得不托运，我设想了一下最坏情况：因为签证问题被卡在艾哈迈达巴德入境处，拿不到行李，只能另买机票直接回国，那么行李该怎么办？然而，最好的结果发生了，印度人真是出奇友善，艾哈迈达巴德的边检官员查到我签证还未确认，竟不假思索地说：“Noproblem,Iclearyou.”——也就是说，他动用权力提前批准了我的申请，手起戳落，印度5年多次有效签证盖在了护照上，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么？

与此同时，左右旅途走向的另一些隐秘因素正在迅速发酵，使情势急转直下。1月20日，我在艾哈迈达巴德走访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棉纺织协会大楼和路易斯·康的印度管理学院校园建筑时，收到武汉“不明肺炎”明确人传人的讯息，我和家人原定在广州相聚过年的计划随即取消，我决定到广州后就飞回上海，家人们也退掉了上海往返广州的机票和春节期间在广州的酒店预订。

△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设计的棉纺织协会大楼。资料图片

飞广州前，在新德里的药店买到一盒医用外科口罩，价格大约人民币5元10只。当日《印度时报》报道，七大机场即日起对中国大陆和香港旅客实施体温检测。新德里机场没有多少人戴口罩，但我乘坐的广州航班几乎无人不戴。

年节时的广州依然是座不打折扣的“花城”。街头花市花团锦簇，人们纷纷买花回家过年，见不到恐慌的迹象。地铁里戴口罩者七八成，街头则不足半数。

但是，当天夜里传出武汉封城消息，形势急转直下。我回到上海后几天内，各国针对中国人的旅行限制接连出台，与疫情头条同步推进。越南、朝鲜、菲律宾禁止中国人入境，意大利停飞直达中国航班，俄罗斯关闭与中国陆地边境，澳大利亚和美国宣布14天内到过中国的非本国公民禁止入境、中转。最后一条禁令直接取消了我春节后去墨西哥、古巴的计划，因为要在洛杉矶转机。很快地，机票确认状态变成刺眼的两个字：“航变”，接着是退票、退款。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印度国家信息中心发来电邮，半个月前生效的5年电子签证暂时吊销，“何时恢复有待通知”。

春节期间在上海禁足的日子，像同时活在四个平行世界：一、身边的现实；二、更大的现实；三、梦境；四、切尔诺贝利。之所以有切尔诺贝利，是因为武汉的灾难让我迫切觉得有必要读读亚当·希金博特姆去年出版的《午夜切尔诺贝利》。恰好几个月前刚去过切尔诺贝利实地采访，灾难现场让我记忆犹新。同时还把HBO迷你剧集《切尔诺贝利》找来又看了一遍，对照着非虚构书，电视剧里以前被我忽略的很多细节都看清楚了，发现不少剧情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显然是“艺术加工”。

至于“身边的现实”，无非是指困在家中的日常生活，往往围绕着吃。据说不少人这段时间厨艺精进，我做不到。因为焦虑，也因为太落伍，适应不了网购囤货、移动支付、外卖快递、拆包装扔包装这一套“新经济”形势下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

一切困厄都源于那个更大的现实：令人揪心的疫情新闻，以及同样令人揪心的有关“新闻”的新闻。自从马斯喀特那场病以来，我莫名其妙地经常做梦，内容不外乎两类：某些故人的身影，或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大多数梦不可追忆，如融冰速化，无法像普鲁斯特所言，“从忘川夺回那正在干涸、正在重建的土地”，顶多只记得梦的情绪和质地。但我没有忘记，正月初二的上午遇见了此生最美的美梦，和D撑伞走在海边，说笑着，她是那么年轻漂亮，天气是那么美好。有一刻，我们举伞跳下悬崖，飘然坠落，像飞鸟一样。我好想再来一次，她却笑着把伞搁在一边说：缘分已到。我们俩继续空手前行，依然美好，可是我醒了，钟敲十二响，无比怅然。有一次，梦见从伦敦乘火车去欧洲大陆，火车奇异地行驶在海峡水面上。煞风景的是，列车员来查票，我怎么也找不到车票，焦急万分。还有一次也是梦到坐火车，去的是新疆，不知为何在戈壁滩上一处三岔口似的中转站下车，三列火车自三个不同方向朝我开来。

这些梦催促我出走，摆脱小区门口满坑满谷的塑料袋，远离手机上某些“人工智障”程序背后的系统。

李文亮医生离世次日，我离开上海去曼谷。在空荡荡的浦东机场，我记下出发航班显示屏上的航空公司代码和飞行目的地：ET德里、ET亚的斯亚贝巴、SL曼谷廊曼、CA巴黎、SU莫斯科、HO赫尔辛基、MM东京羽田、MH哥打京那巴鲁、D7吉隆坡、CA伦敦盖特威克、NH东京羽田、IJ东京成田、MH吉隆坡、ZE首尔仁川、D7吉隆坡、MM大阪——这些是正常航班，另有一半被取消了：KA香港、AI孟买、CA曼谷素万那普、EK迪拜、QR多哈、UA旧金山、SQ新加坡、CA米兰、Z2马尼拉、EK迪拜、Z2长滩、XJ曼谷廊曼。

代码和地名让我兴奋。大概每个“旅行癖”患者都有同感，这块不停变幻的显示屏显示出世界的辽阔、自由的可能性，即使瘟疫已经使它缩水一半。

我搭乘的SL航班午夜起飞，上座率不到一半。升空后，坐在我前面的男子开始剧烈咳嗽，我捂紧口罩沉沉睡去。落地廊曼机场，摆渡车载我们先到国际到达口，却不开门，摆渡车迟疑片刻后扭头在停机坪上绕，绕到一处没有标记的门前停下，乘客排队进入，这是测体温的地方。体温正常者排成一行出另一个门，摆渡车在那里等着，这才算真正到达。

△泰国曼谷。资料图片

这些年，曼谷比上海更像我的家。确切地说，它成了“homeawayfromhome”（家外之家，宾至如归的地方），或像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形容的，“穿上去能使脚趾自然舒展的鞋子”，曼谷就是这样的鞋。

我记下曼谷的典型一日：

下午在泳池边工作，昏昏欲睡，一抬头望见楼宇间的落日。午夜时从床上爬起，睡得饿了，下楼买一份罗勒辣椒肉碎米饭。走过南印度神庙，透过锁闭的铁栅看到日光灯下神像，四张脸八只胳膊却只有一条腿吊在莲座下。是隆路半睡着，按摩店灯光暗淡，还没打烊，五六七八个按摩女郎散坐门口低头划手机，没有生意。仿佛冬天来了一样，她们穿着毛绒绒的长袖长裤，肯定是高兴的，生活中有了一点变化，值得郑重对待，夸张一些也挺好，气温降低三四度也是一种变化，值得郑重对待。这地方有种彻骨的荒凉感，红尘万丈中掩藏了好几片墓地，一个世纪以前的华人义山，基督教坟地，杂以印度庙和礼拜五清真寺。你可以想象有多少汗湿或被冷气吹吸得清凉无汗的肉体在街边屋里不分昼夜的纠缠交媾。再过四五小时，室利玛哈马里安曼神庙又会燃起香火，街对岸大清真寺也要开门迎接晨礼。7-Eleven店员从微波炉里取出热好的罗勒辣椒肉碎米饭，装进塑料袋，再丢进一叉一勺，塑料的，也都套着各自的透明小塑料袋，递给我。手上忽然感受到盒饭的热量，透过饭盒，再透过塑料袋。

也许因为常年炎热，时间好像在泰国静止了，几十年如一日“静好”如初。这感觉其实同“东方主义”看待第三世界的刻板观点没有差别，是一厢情愿的误解。世上没有完美的“家”也没有完美的“homeawayfromhome”。

好消息是，上次来曼谷，3个月前，大超市实行每月5天“无塑料袋日”，这次发现超市已停止提供免费塑料袋，又听说年底将实现全国限塑。变化在不断发生，没有哪个地方的时间是真正静止的。

我来泰国前网上流传着一张地图，中国被周边多个红“×”团团围绕：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缅甸、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呈“四面楚歌”状。各国对中国的“关门”政策可用它图解。此外有少数几个黄圈，意思是尚未彻底禁止中国人入境的国家，比如泰国。

到达曼谷时，泰国只有32人确诊感染。曼谷市区戴口罩者大约一半，越是西化的场所戴的人越少，比如住处附近的星巴克，坐得密密挨挨，我数了数人头，24人里3个戴口罩，也就是12.5%。情人节那天去百丽宫影院看芮妮·齐薇格主演的朱迪·加兰传记片，票价竟然只要20铢，相当于人民币4块多。问售票员怎么这么便宜，回答说：“奥斯卡啊，提名电影今天特价。”便宜归便宜，影院严格遵行“社交隔离”，仅卖一小部分票，人跟人之间空出好几个座位。万佛节长周末，我去健身房游泳，露天泳池边五六个英国口音的男女喝着啤酒大声喧哗，蓝牙音箱放出无聊歌曲，忽而有个小子离开人堆，剥掉恤衫轰然投水，振臂蹬腿，水花四溅。我看着听着，竟一点都不觉得烦。久违了，空气和凉水流过裸露皮肤的感觉，这就是“活着”呀。

来泰国前，我对自己说：到了曼谷我要去游泳，去电影院看电影，去逛书店，去餐馆吃冬荫功、喝冰镇Corona啤酒……这些在中国都成了奢求，但只要你飞三四个小时就能让每一个诉求成为“身边的现实”，不能不说这是旅行的奇妙之处。但我知道，旅行自由绝非理所当然，任何自由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只需一种病毒或一个想法（后者甚至可能比病毒更可怕）就能毁掉一切。

过了十几天孤独又自在的日子，我离开曼谷。在地图上找了两个国家——西班牙和摩洛哥，至今疫情轻微并且允许中国人入境的国家，取代流产的墨西哥、古巴之行。我期待着灾年里的“无口罩旅行”。

△摩洛哥。资料图片

但摘掉口罩之前还得先戴上。没想到曼谷飞往北京的航班座无虚席，我旁边是一对可爱的魁北克小情侣，姑娘和小伙互相依偎睡了一路，脸贴着脸，两人的口罩都磨蹭得滑脱了。飞机降落前，空乘逐个记录旅客体温，测温枪对准魁北克小伙子的手腕时，空姐愣了一下，又抬枪对准他额头，再次愣住，说：“你最好喝杯水再测。”她真的去弄了水来看他喝下，再测，勉强过关了。

我想起年5月11日广州飞北京航班上，机组人员也对所有乘客量体温，还像公布考试成绩一样大声宣读每人的测量结果。我后来写过那次经历：

“36.0！”“36.5！”。听到最多的就是36.0和36.5。轮到我时却没有公布分数。考官面色紧张地对我说：“别动，等会儿再测一次。”他果真又测了一次──37度2！不正常！

周围人一听37.2这个数字大惊失色，紧紧捂住他们的口罩，仿佛我这个人是一颗五英尺七英寸磅的SARS大病毒。邻座大胖子颤颤巍巍从座上弹了起来，肉团似的向远处某个空位滚将过去。

尽管我早就知道自己平常体温要比大多数人略高，这种情况下还是免不了一阵心虚。难道要滞留在SARS之都北京？会不会给关进隔离病房，与其他疑似者做牢友？这样想着，只听见自己心跳加速，呼吸紧张，体温没准儿又升高了。

飞抵北京，结果却是“无罪释放”。在那个SARS之年，我进京的目的是转飞伊斯坦布尔。17年后，又一个瘟疫时代，我飞北京是为了转飞马德里。历史经常出现惊人相似的一幕，无论大历史小历史。

这次飞行非常不顺，先是北京-马德里航班取消，我将其改早一天；接着回程后半段北京-曼谷取消，我索性改成北京-成都-曼谷，多一次周折，但确保当天能到；谁知回程前半段马德里-北京亦取消，后续航班成都-曼谷宣布停航直至3月底……“可能性”的窗口逐级收缩，我预感它迟早会彻底关上。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国际机场。资料图片

在马德里机场，来自中国的航班明显受到特殊对待。过边检时，我们被引到专门通道，与其他国家来的旅客隔开。边检官甚至不是坐着，而是站着，身子往后仰，尽可能远离我们这些人形病毒，护照看也不看，隔着口罩和玻璃说：“Open”，要我们自己翻开，他伸过手“啪”地按下戳子，无接触办公。

马德里有着典型内陆气候，夜晚气温逼近冰点，白天却有十七八度，裹羽绒服的也有，穿背心短裤的也有。下午五六点钟，我到王宫南边大圣方济各教堂旁的花园晒太阳，每张长椅都坐了人，左邻是个拄拐杖老头，礼帽西服风度俨然，低头审视自己脚尖，雕塑一样，长时间一动不动。右舍是个三十来岁超龄青年，光着两条好看的黑毛腿，聚精会神读书。人吸收文字，腿吸收阳光，真好。花园的名字里有“大丽花”，这时节只见枯枝，梨花倒已开放，是初春景象了。忽然就到日落时分，黑毛腿像被惊醒一样，放下书本走到花园西侧看落日。花园西边是道峭壁，看夕阳好，我意识到马德里的这个制高点原是穆斯林城堡的一部分，这一带地形起伏，难怪附近有那座阿莫多瓦电影里屡次出现的高架桥。太阳下山后，偶一抬头，被一队队群鸟奋力北飞的景象吸引住了，我站在那里呆看了足有十分钟。每支人字形的队伍少则七八只，多的超过五十只，一队又一队，十分钟都没过完。我从没见过如此大规模的候鸟迁徙，难道冬天已经结束？

就在这天，从意大利传来突发警报，米兰周边一天内确诊18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一人死亡。意大利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我接下来的行程仿佛在跟病毒前锋捉迷藏：离开西班牙去摩洛哥后，西班牙即告沦陷；离开摩洛哥后不到两天，摩洛哥也按下全国暂停键。回想二月上旬离开中国时这场瘟疫还只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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