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斋与旷野》

沈苇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花山文艺出版社年3月出版

（谷雨画）

沈苇浙江湖州人，曾在新疆生活工作30年，现居杭州，浙江传媒学院教授，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著有诗文集《沈苇诗选》《新疆词典》《正午的诗神》《书斋与旷野》等20多部。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法、俄、西、日、韩等10多种文字。

评论

霍俊明叶舟陆春祥蒋蓝纪梅

◆霍俊明（《诗刊》副主编，“诗人散文”丛书主编）：

“诗人散文”并非等同于“诗人”所写的“散文”，而是意味着这近乎是一个崭新的话语方式，凸显的是一个写作者的精神难度和写作能力，因为特殊的诗人化的语调、修辞、技艺以及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的参与而呈现出别样的文本质地和思想光芒。从这点来说，沈苇的《书斋与旷野》属典型的“诗人散文”，融思想、漫游和阅读为一炉，有着宏阔的视野、浑厚的质地和跨文化写作的特点，焕发诗与思的斐然神采。《书斋与旷野》和此前出版的《新疆词典》，可视为沈苇散文创作的代表作。

◆叶舟（诗人，小说家，甘肃省作协主席）：

沈苇久居新疆，如今又重返江南，姿态高迥，独步南北，纵横东西。他的诗歌作品业已构成了一块高地，成了一种殊异的存在。他双栖于诗歌和散文两个领域，沉思和游历构成《书斋与旷野》中的“平行世界”，“骛外”与“趣内”交融，其刚柔并济的文字，既得益于莽莽边疆和异族文化的浇灌与营养，又不失南方人的那种细腻和柔韧，进而使文本熠熠生辉。

◆陆春祥（散文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沈苇显然对诗人写散文有足够的警惕，他反对将十个字的诗句演绎成一百字的散文，以发言代替无语，以杂草丛生反对天高云淡。他理想的诗人散文是诗的延伸，是诗人激情的自传，有助于诗人使命感的完成。“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萧统文选序），我读他的《书斋与旷野》，无论书斋或旷野，都有如萧统所言的感受扑面而来：有思想，有文采。书斋的“维度”中，因人而发，因事而发，识见如勃发的种子，随处生长；旷野的“浪迹”里，景与人与事，纠缠交织着历史与现实。意象阔大而新颖，叙述诗性又节制，极好地完成了他自己的散文使命。

◆蒋蓝（诗人，散文家，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

诗歌和散文是沈苇的“双桅船”。文体意识，跨地域、跨文化风格，承继希腊以降以及中国古典传统中“文”的概念和“断片式写作”，驳杂与思想统一性的并在，等等，都是沈苇散文的可见特征。《书斋与旷野》是渊思冥想的产物，也体现了游历和阅历的丰富性，——它是诗的延伸、阔展，也践行着苏珊．桑塔格所说的诗人散文是诗人“激情的自传”的内省与自觉。

◆纪梅（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

如果说《新疆词典》是穿透了风景的凝视和沉思，是对地景进行生态学、考古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挖掘和辨析，《书斋与旷野》则依然保持着诗歌般的敏锐观察力和令人惊叹的想象，既面向“世界无限多”，又有着思想的凝神与深度，并且可贵的是，他从不稀释语言的凝练、诗性和美。沈苇的诗歌和散文，是两颗以想象和沉思凝结的互相照耀、明亮的美的果实。

目录

上辑：维度

尴尬的地域性西东碎语边地沉思录（选四）远去的自然高速路上拍一拍惊堂木——在天津国际写作营的发言关于阅读此时此刻，或一滴水的西西弗斯——为纪念进疆二十周年而作我认识许多死去的城——在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诗歌中的城市”高峰论坛上的发言旷野诗经阿拜，草原上的北极星秦尼巴克的女主人旗：风暴中自由的欢欣大荒中的苦吟与圣咏——纪念昌耀先生每一种植物都是一个“世界中心”云时代需要云下的凝神和虚静五份答谢词下辑：浪迹他人的人质——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江南六镇女士们的西湖东南高地破房子?水晶宫绍兴五记西施地图泰伯与二胡丰子恺与缘缘堂酒之秘仪神树?鬼树行走的仙人掌诺日朗洛克的旅行武隆散章

选篇

他人的人质

——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

沈苇/文

我正在变成一个他。乌鲁木齐——北京——法兰克福——特拉维夫——提比利亚——耶路撒冷。从一丛“我们”当中起飞，降临到另一丛“他们”中去，我感到自己正在变成“他”。“我是谁？”的问题又在脑海里萦绕、回旋。变成一个犹太人？一个阿拉伯人？或者两个隔阂民族的一个混血儿？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变成了一个虚词，变成单数的、白日幽灵般的第四人称。自我，这微不足道的一滴或一缕，已融入我跨越的群山、大地和国度。

阿摩司·奥兹说“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只道出了部分真理。大多的真理却像无名无姓的第一人称一样秘而不宣。在“我”不在场的远方，从来都是他人的国度，无数“他”和“她”的在场。仿佛自己并不存在，只有“他们”存在。从“口传圣经”《塔木德》中，勒维纳斯读出犹太教的精髓是“他者”“为他人”。“上帝是最杰出的他者”“我是所有他人的人质”……勒维纳斯重新阐释并摆正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旅行的最高意义是对他者的亲近、与他乡的零距离接触。当我们在异国的床上醒来，匆匆穿上祖国的外衣和拖鞋，他乡只是多了一位偶尔的闯入者，异国的土地短暂地接纳了它的“人质”。

……就这样，像一粒寂静无言的微尘，我降落到了加利利湖畔。

加利利的鸽子/沈苇摄（下同）

加利利湖畔诗人耶稣

提比利亚（Tiberias）是加利利湖畔的一座小城，阿拉伯人称它为太巴列。此地与耶稣有关的传说和圣迹很多。住在镇上一家名叫AvivHotel的小旅馆，一只灰鸽子每天早晨来看我。有一次，它还飞进房间，与我相处了十几分钟，顺便吃了一些我带来的中国饼干。当晚，入睡前阅读《圣经》，读到《路加福音》中的一段话：“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提比利亚与耶路撒冷、希伯伦、查法特并称为以色列四大圣城，分别代表了水、火、土、空气四种元素。提比利亚代表的是加利利湖的一泓清澈之水。这座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面积一百六十多平方公里，形似竖瑟，如同加利利山和戈兰高地之间谷地中的一块翡翠。这里水草丰美，绿树成荫，生机盎然，被誉为是一个有着“含笑的大自然”和“田园牧歌情调”的地方。

加利利谷地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区，其名称在希伯来语中含有“混居区”之意。在耶稣时代，除犹太人之外，还是腓尼基人、叙利亚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的居住地。绕湖五十多公里，有多处与耶稣时代有关的圣迹、遗址：约翰施洗处、登山训众教堂、五饼二鱼堂、彼得打鱼处、kursi教堂废墟、约旦河……耶稣十二使徒大多来自加利利地区。

海拔－米的加利利湖和－米的死海，一淡一咸，是以色列的两大自然奇观。而加利利湖，是一座被耶稣和《圣经》改写的湖，从大自然中脱颖出来，成为人文之湖、新约之湖、福音之湖。

耶稣生于伯利恒，在拿撒勒长大，一生被称为“拿撒勒人”。青年耶稣在约旦河受了约翰的施洗，在犹底亚沙漠受魔鬼试探并禁食四十昼夜，“上帝之国”的观念在他心中形成了，尔后往加利利湖畔偏远的迦百农（村庄）去，渔夫彼得、安得烈兄弟等四人成为他的第一批门徒。他走遍加利利，传天国的福音，治百姓的疾病，追随者越来越多。“登山训众”也即“湖畔讲道”，是耶稣的首度公开讲演，他用一种混合语（杂有希伯来语的叙利亚方言）宣告天国福音：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

儿子。

为义所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

的。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讲演，一个新宣谕的开端。加利利湖畔的民众，从未聆听过如此丝丝入耳、声声入心的话语，它温和而令人欣慰，如同大自然的露珠、田野的香气，又如加利利湖水一样清澈透明。与孔子、苏格拉底一样，耶稣是述而不作的大师、口传心授的大师。四福音书中，马太所记第一福音书被认为最能代表原始的“耶稣言论集”。

使我们陶醉入迷的是耶稣的讲演口吻，温和、愉悦、生动、质朴，带着一种普世性慰藉，直入人心。这种温柔平易的口吻和田园牧歌式的话语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首先是大自然的浸润与教诲，诚如欧内斯特·勒南写到的：“耶稣所受的全部教育来自含笑而雄奇的大自然。……他所爱的，是交织着农舍、鸟巢、岩石上的洞穴、水井、坟墓、无花果树和橄榄树的加利利村庄。他总是与大自然紧紧拥抱。”（《耶稣的一生》第三章）耶稣是认识到“没有人能在故乡成为先知”而往加利利去的，并在美好的大自然中培育了一种优雅的情感和话语风格。其次，是言说方式上“为他人”的倾向和选择。加利利湖畔生活着一群与乡土水乳交融的民众，他们和善诚实、性情柔和，耶稣和他的门徒、信众过着一种著兽皮、食野蜜的简单生活，他选择了一种平易晓畅、让每个民众都能听得懂的言说方式。还有一点，耶稣放弃了《旧约》中那个“暴戾的上帝”，也无需借助摩西的雷电荆棘、约伯的启示旋风，他承继的是《诗篇》《雅歌》的话语风格。自然环境优美宜人的加利利，本身就是《雅歌》和许多脍炙人口诗歌的诞生地。

相对于《旧约》中上帝的暴怒，以及耶路撒冷时期沉郁、激烈的个性，加利利时期的耶稣是极其温和的，这种温和精神是如此的丰盈、舒展、辽阔，同时包含了个人激情、意志力、人性至上、悲天悯人、对善与真的沉思冥想、壮美而热烈的利他主义以及超越自身时代的伟力。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甚至在这种“温和”中发现了“软弱”：“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他的全能，而是他的软弱和受难。……这个上帝凭着自己的软弱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中的强力和空间。这必须成为我们‘世俗’解释的出发点。”（《狱中书简》）朋霍费尔的表述呼应了《马太福音》第八章中的一句话：“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耶稣在听从上帝召唤和自身使命的同时，也附从于人类的理想目标：重构上帝与人的亲密关系，缔结天国与人间的“新约”。

欧内斯特·勒南曾发现了耶稣身上的“诗人”特征。“耶路撒冷幼稚的解经家忽略了真正的《圣经》诗歌，它们却被耶稣以出色的天才揭示出来。《诗篇》中的宗教抒情诗与他那诗人的灵魂发生了绝妙的重合。终其一生，它们一直是他的食粮和营养。”（《耶稣的一生》第三章）耶稣作为诗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善用比喻，自然界的飞鸟、花朵、草木、泉水、山峦等，他信手拈来、成为喻体，用来化解生命的困惑，浇灌人们心中的块垒。耶稣是当之无愧的比喻大师，在本体与喻体之间寻找并重建一种辞格关联，使陌生、疏离的事物血肉相连，正如上帝/人子的二重性在他那里化为同一性，取自自然界的意象和喻体，也获得了超自然的启示色彩。

耶稣将同时代犹太文士热衷的希伯来譬喻发挥得淋漓尽致。“得人如得鱼”“飞鸟不种不收”“眼中梁木”“牧我羊群”“骆驼过针眼”“天国好比芥菜种”等，都是精彩绝伦的譬喻。门徒曾问他：“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这大概关乎传道的“秘密”。不用比喻时，耶稣宁肯保持沉默，因为他要应验先知的一句话：“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而逾越节的最后晚餐，耶稣用无酵饼/身体、葡萄酒/立约的血，将身体力行的比喻艺术推向极致和巅峰。

在走向各各他和十字架之前，一个温和大师同时是一个口述大师、比喻大师，是诗与思的先驱。一个布道的耶稣、口谕的耶稣，也是文学的耶稣、诗歌的耶稣。《圣经》也自然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集。当我们深陷现代性的困扰和焦虑，迷失于技术与修辞的雾霾，当周遭的戾气多倍于《旧约》中上帝的原始暴戾，我们思慕加利利“湖畔诗人”耶稣，他的口吻温和而不乏热忱，他的比喻巧妙而充满灵感，他的布道妙语连珠并直指人心，他的人格魅力光华四射并泽被后世……这样的思慕，在我们身上切开疼痛的伤口，同时开凿了流水汩汩的涌泉。这样一位“湖畔诗人”，无疑是耶稣以降所有诗人的楷模。

在提比利亚的最后一个早晨，那只我熟悉的灰鸽子又准时出现在窗台上，它有一双明亮、好奇的眼睛。窗外是小城参差重叠的红瓦屋顶，加利利山上长满野燕麦、荆棘和丁香，还有一株高挑的枣椰树、几株柏树，三匹阿拉伯悠闲地低头吃草……晨光中的宁静好像是耶稣时代的宁静，一只加利利的鸽子也可能来自那个时代。它低声咕噜，莫非要与一位来自异国他乡的诗人缔结一种秘密的“新约”？

特拉维夫的猫

在拿撒勒朗诵阿米亥

“尼桑国际诗歌节”已举办到第十届，每届都邀请中国诗人参加。这一届邀请了我和另外两位中国诗人。开幕式朗诵在拿撒勒一所中学的礼堂举行。

站在中学这边的斜坡上，对面山坡上是成片成片灰绿色的橄榄林，间杂无花果树和香柏树。白石灰石的民居“沉浮”于绿意漫漶中，四下散居，高低错落，有的还建到了山顶。拿撒勒是以色列最大的阿拉伯人聚居城市，四五万人口中，大多是穆斯林，也有不少阿拉伯基督徒。它原是小山顶上的一座阿拉伯德鲁兹村庄，慢慢形成了城市。今天的拿撒勒，不像一座现代城市，更像一座古朴的大村庄。它是木匠约瑟和圣母玛利亚的故乡。玛利亚在此受灵怀孕（“道成肉身”），耶稣在这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代。城中半山腰上有“天使报喜堂”和“约瑟的作坊”两处著名遗迹。

中学礼堂不大，能容纳两三百人。听众主要是拿撒勒本地的诗人、文学爱好者，中学教师和学生，还有无事闲来看热闹的村民。一位患白化病的文学青年逢人便笑，一位戴头巾的德鲁兹老太太带着两个天使般的双胞胎孙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礼堂里悬挂着参加诗歌节的十二国诗人所在国的国旗。一位德鲁兹青年弹奏曼陀林，为开幕式预热，他弹的时间太长了，渐渐失去了耐心。诗歌节本计划邀请巴勒斯坦诗人参加，但未得到以色列政府允准。

身材高大、肤色黝黑的诗人纳义姆·阿瑞迪主持开幕式。他是这个诗歌节的创立者，生于拿撒勒，德鲁兹人，获得的却是希伯来文学博士学位，并用希伯来语写作。开幕式上“事故”频频，一会儿停电了，一会儿话筒坏了，一会儿纳义姆找不见主持稿了，但并不影响议程的照常进行。几个月后，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再次见到纳义姆，他对中国文学活动那种一丝不苟的“宏大叙事”，似乎有点不太适应。再后来，听我的朋友、翻译家高兴说，他到挪威当大使去了。

我第三个朗诵。先朗诵了自己的一首短诗《吐峪沟》，出英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字母。接着，朗诵了耶胡达·阿米亥诗集《开·闭·开》中的第一首《阿门石》和最后一首《犹太人的定时炸弹》。去以色列朗诵阿米亥，并向这位我热爱的已逝诗人致敬，是我出境时的一个强烈心愿。我比朗诵自己的诗作要卖力，怀着践诺的热忱。但纳义姆似乎有点尴尬和不悦，点评时口气比较微妙。他可能在想，一个中国诗人跑到阿拉伯人的“大本营”来朗诵一位犹太人的诗歌，而且用的是谁也听不懂的汉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即使不是冒犯，也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吧。好在纳义姆是见过世面的人，很快恢复了平静、自如，并将点评提升到了一个高度。他话里的意思是：在我们这个地区，作家的对话、文化的对话还十分稀缺，感谢中国诗人提醒了我们这一点。

中场休息，爱尔兰诗人戴尼斯·欧·德里斯考尔（DennisODriscoll）和意大利女诗人安娜丽莎（AnnelisaAolololorato）找我聊了一会儿，他们对短短七行的《吐峪沟》给予很高评价。德里斯考尔说，这首诗英文翻译过来很精彩，感到没有丢失原来的诗意和思想。安娜丽莎则说，“吐峪沟”好像与拿撒勒有某种相似和关联，尤其结尾“生者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双眼睛”，正如她对拿撒勒的第一印象。德里斯考尔是谢默斯·希尼的挚友，刚刚与希尼做完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对话《林中路》（Steppingstones）。他认识耶胡达·阿米亥，对他的印象是：机警、幽默、善于自嘲，个子不高，但看上去很强壮。年在耶路撒冷，他见证了耶胡达·阿米亥与苏珊·桑塔格关于巴以问题的一次争论，两人吵得很凶，最终不欢而散。

最早读到阿米亥是在高秋福翻译的《百年心声——现代希伯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版）中，四十三位诗人，阿米亥诗歌收录九首。《战地雨》一首，猛地击中了我，再难忘怀。诗人极其冷峻地再现了一个“生死并置”的战争场景，不露声色地谴责了战争的残酷。诗只有短短五行：

雨落在我的朋友们的脸上；

落在活着的朋友们的脸上，

他们用毛毯把头蒙上，

也落在死去的朋友们的脸上，

他们再也不会把头蒙上。

阿米亥作为一名士兵曾加入二战中的英军犹太支队，参加了年的以色列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经历了年的“西奈战争”、年的“八日战争”、年的“赎罪日战争”，战争与冲突成为中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且旷日持久。厌倦了战争的阿米亥说：“对于战争我无话可说，没有什么补充，我感到羞耻。”他祈祷“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之后/不要停手，别停！继续锤打，/从犁铧中锻造出乐器。//无论谁想重新制造战争/都必须先把乐器变成犁铧”，却仍视和平为一个“幻景”，一个绝对人道主义者的诗性梦想，上述诗的题目就叫《和平幻景的附录》。阿米亥称自己是“后现实主义者”，是做着“忧虑生意”的人，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立场上的“是”和“不”，他的态度是理性的、现实主义的：“我的口号，可以这么说，近年来一直是：不是‘是什么’，而是‘不是什么’。理想不是和平，而是没有战争。”

傅浩译《耶胡达·阿米亥诗选》（上、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之一，2年版）收入诗作一百八十多首，转译自阿米亥的八部英译诗集，时间跨度达四十多年。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阿米亥作为当代希伯来第一诗人的实力和分量。这是一位掌握万花筒般迷人魔法的诗人，是在多棱镜中拥有多个奇异侧面的诗人，同时是将生存的复杂性化为思想的统一性的一位诗人。当他用曾经描述神迹的语言说出“汽车、炸弹、上帝”之时，意味着希伯来诗歌新范式的开始。他的诗，混合着个人经验、民族志、幸存者记忆、宗教氛围、世俗生活、中东风物和超自然启示。他是忧虑大师，也是愉悦大师，确切地说是“精确的痛苦和模糊的快乐”的大师。在“内里被焚”“头发白如霜雪”的苦痛中，像他诗中写到的深深扎进绵羊毛的一只虱子，寻找“不顾死活的快活”；在“半数的人们爱”和“半数的人们恨”之间，寻找诗的位置和“话语的阴凉”。

一方面，阿米亥诗中的自我幻化为多重自我的冲突，另一方面，诗成为“他者自我化”的一条有效途径——“我的心肩负着不是我自己的悲哀”。因此，他诗歌的声音是对“个人”和“全体”的双重代言，是跨越文化界限的持续对话。从“悠久的悲哀传统”中，从现实的冲突、隔阂和怨怼中，他提炼出一个词：爱！爱“以我的全部存在，以我尚在这里的全部存在”说出，爱是“人们把彼此放在生存的伤口上”来治疗自己的伤痛，爱是《一位阿拉伯牧人在锡安山上寻找他的羔羊》中的单纯，“寻找一只羔羊或一个孩子/永远是/这群山之中一种新宗教的肇始”。

年出版的《开·闭·开》是阿米亥的最后一部诗集，7年有了黄福海的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这部诗集我读过多遍，至今仍意犹未尽、欲罢不能，是我居家和旅途的枕边书。它是阿米亥的巅峰之作、告别之作，是无题短诗的集成和镶嵌画式的“组诗群”，松散，自由，却呈现内在的有机关联。《塔木德》上说，母体内的胎儿像一本合上的书，嘴是闭合的，肚脐是张开的，出生后，原来闭合的张开了，原来张开的闭合了。“开·闭·开”既是诗集的隐在结构，又成为生命/宇宙自足与轮回的象征。诗人写道：

打开、关闭、打开。在我们出生之前，一切

都在没有我们的宇宙里开着。在我们活着的

时候，一切

都在我们身体里闭着。当我们死去，一切重

又打开。

打开、关闭、打开。我们就是这样。

从《战地雨》等早期诗篇中的“生死并置”到《开·闭·开》的一唱三叹，阿米亥发明了一门诗的“并置学”：《圣经》引用与当代意象的叠加，多种自我的切换，过去与当下、历史与现实、神学与日常的并置。更重要的，诗人将民族、宗教、政治等大题材，细化并聚焦于个人的日常经验，从而有了经验的切身性，体现了写作的高度诚实。同代小说家阿摩司·奥兹说：“读阿米亥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写诗的地方好像就在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居所。”

“犹太人向上帝大声朗诵托拉（《摩西五经》），/年复一年，每周一段，/好比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来活命。”诗人进而写道：“我诚心诚意地宣布，/祈祷的产生比上帝早。/祈祷创造了上帝，/上帝创造了人，/人创造了祈祷，/但祈祷创造了创造人的上帝。”阿米亥同样将诗作为一种祈祷形式，是介乎于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如同他书桌上一块刻有“阿门”的石头。这块来自犹太人墓地的祈祷石，喻示了新神学的可能：“奥斯维辛之后，有新的神学：/那些死在大屠杀中的犹太人/现在和他们的上帝十分相像，/上帝没有身体，也没有身体的形状。/他们没有身体，也没有身体的形状。”幸存者创伤——爱、祈祷——新神学，这是阿米亥通过《开·闭·开》探索并拓展的人性的普适之路。

雅法，悬浮之树

车过约旦河西岸，想起达尔维什

阿米亥祈祷把刀剑打造成犁铧，从犁铧中锻造出乐器。在叙以边境的戈兰高地，一群艺术家正在这么做，他们将兵器、弹壳、军车拆卸、组装成雕塑：恐龙、天鹅、甲虫、花朵、树木……这些“铸剑为犁”的钢铁雕塑，出现在废弃的战壕和一丛丛野罂粟旁，赋有了新的形式、新的生命。

下得戈兰高地，一路南行去耶路撒冷。汽车行驶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的基布兹、定居点之后是巴勒斯坦的城镇和村庄，一闪而过的棕榈树、枣椰树、橄榄园、葡萄园之后，是越来越荒凉的巴勒斯坦土地，生长着低矮的玉米和向日葵，构成一抹抹依稀的亮色。杰里科一带荒凉尤甚，山上植被稀少，贝都因人赶着羸弱的羊群，爬过支离破碎的山坡。一个秃山、石头和贫寒的世界。过了杰里科，则是蛮荒的死海湖盆，犹如进入史前不毛之地。

穆罕默德·达尔维什一定是反复看见并切身体验过这种荒凉和贫瘠的。他一定是怀揣“铸剑为犁”的梦想却屡屡发现“刀剑把人变成了猎物”。在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的身份焦虑中，他的词语变成了愤怒——“锁链的朋友”，变成了革命——“地震的朋友”，他深知“当我的词语/变成蜜糖/苍蝇便覆盖/我的双唇”。年的作品《来自橄榄园的声音》道出了个人心声，也凸显出诗化了的巴勒斯坦人形象：

回声来自橄榄园。

我被钉在十字架上，下面是火，

我对乌鸦们说：别撕咬我。

我能回到家里，

老天会下雨，

并且他会

熄灭这噬肉的木头！

有一天我会从十字架上下来。

但是，我怎么回家，

光着身子，赤着脚？

从年的第一部诗集《无翅鸟》起，在从年开始的长达二十五年的流亡生涯（中东、埃及、巴黎）中，“回家”是达尔维什诗歌最重要的、反复发掘的主题，“但是，我怎么回家，光着身子，赤着脚？”则是更深沉的问题与困惑。早期的达尔维什是一个鲜明的“抵抗诗人”，讲述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号召抵抗以色列占领，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而战，在“回归家园”的愿景中，致力于民族身份属性的重建，因而被誉为“民族代言人”“巴勒斯坦人的良心”。他要写出“愤怒的雄狮之情、忧伤和义愤交织的游子之情、对失去故园期盼的回归之情”。

《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是早期代表作，流传甚广，诗人将自己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描述为一种“情人关系”：“她的眼睛是巴勒斯坦/她的名字是巴勒斯坦/她的忧愁是巴勒斯坦/她的衣饰是巴勒斯坦/她的躯体是巴勒斯坦/她的声音是巴勒斯坦……”而年的《那些传播流言蜚语者》，是具有极端色彩的、令人不安的作品，被以色列右翼认为是一位巴勒斯坦危险分子发出了“消灭以色列”的信号。诗中写道：“现在该是你们走开的时候了。/你们可以居住在你们喜欢的地方，/但不要居住在我们中间。/你们可以死在你们喜欢的任何地方，/但不要死在我们中间。”

与阿米亥战后身居学府的自由知识分子身份不同，达尔维什开始写作的时候充满政治热情，并且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诗歌热情与政治热情交织一起，诞生了他的政治抒情诗，诗篇常常变成了“投枪和匕首”。他担任过巴解执委会委员、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是年《巴勒斯坦独立宣言》的起草人。也许是厌倦了政治，年奥斯陆协议签署后，达尔维什致信阿拉法特，辞去巴解组织执委会委员一职。年，结束二十五流亡生活的诗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定居拉姆安姆。这是一次回归，是“抵抗诗人”向着“不合作诗人”的回归，更是向着故土和诗神的一次回归。在“我的祖国不是旅行箱”或者“我的祖国是个旅行箱”的隐喻化表述之后，达尔维什突然发现“词语才是建设家园的原材料，词语才是祖国”！

有人曾批评巴以诗人、作家之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流，从而为原教旨主义留下了“幽暗地带”。因为原教旨主义既不承认本民族文化的多维性，又拒绝与他者文化（他们所谓的“敌人的文化”）发生关联。阿米亥和达尔维什都是原教旨主义的反对者、批评者，但他们之间缺少“交集”和应有的对话。有一次，达尔维什谈到了阿米亥，他说：“他的诗歌对我提出了挑战，因为我们写的是同一片土地。他想依照自己所需来使用风景和历史，而这基于我被摧毁的身份。所以我们之间有一种竞争：谁是这土地之语言的拥有者？谁更爱它？谁写得更好？”话说得十分坦诚，但其中况味比较复杂，令人咂摸。从中可以看出巴以诗人互不服气、互为对手的尴尬关系，几乎与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对“土地”和“家园”的诉求和争夺如出一辙。

诗友、阿拉伯文学翻译者倪联斌曾于0年在约旦首都安曼拜访过达尔维什，说诗人已厌倦在朗诵会上那些叫嚷着要他朗诵早期作品的人，他甚至在舞台上嘲笑阿拉伯同胞，谩骂他们，“然后又会在下台的过道上拥住每一个阿拉伯人抱头痛哭”（倪联斌《我和我的阿拉伯》，载《西部》年第10期）。告别政治的达尔维什仍不忘评论政治，他对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对立感到十分厌倦，讽刺说：“我们胜利了。/一个民族现在有了两个政府。/他们互不讲话。/我们胜利了，/其实，真正取胜的是占领者。”

晚期达尔维什对自己一生的写作有过深刻反思，承认早期作品有的“太政治化”，“有时沦为政治口号”。他对中东地区泛滥的“仇恨文化”忧心忡忡；对巴勒斯坦诗歌为了强调与祖国的关系而“把诗歌淹没于口号、路线图和旗帜之中去”表示了质疑，认为拙劣的爱国诗会破坏祖国的形象；对诗歌语言沦为倦怠、衰朽和程式化十分警惕，因为诗人唯一的恐惧是“对于平庸而死的恐惧”。有人指责他放弃了“抵抗诗歌”，是一种蜕变和退化，对此，他回答说：“我要向那些板着面孔的审判官承认：我放弃的是创作直接的、意义有限的政治诗，而未放弃广义的、美学意义上的抵抗。”他这样理解“抵抗”一词：“诗歌将我们身上自然的生命力纳入诗中，这正是一种抵抗行为。……捍卫生命的诗歌，便成为一种本质上的抵抗形式。”

从“抵抗诗人”到“不合作诗人”，从“诗歌抵抗”到“美学抵抗”，达尔维什向着“晚期风格”转变：平和、豁达、沉着、有力，同时借助历史、神话和民间故事写作，体现了历史意识和文化眼光。他甚至赞美遗忘（被遗忘），因为遗忘是进入“自由想象”的一个前提。“假如你愿意，你会被忘掉并自由想象。/这里没有紧迫的工作，为了你的名声和脸面。/你就是你——没有朋友，没有敌人，在这里研究你的传记。/……咖啡馆，你和一份报纸，坐在/那个角落，被遗忘。没有人侵扰/你内心平静的领地，也没有人想要谋杀你。/你被遗忘多好啊，/在你的想象中多么自由！”（《咖啡馆，你和一份报纸》，张曙光译）对身份属性的建构超越了族群意识，回归于人类意识，转而沉醉于人的模糊性：“我坐在屋子里，不快乐，不悲伤，模棱两可。/我不在意是否我要意识到/我不是真正的我……或别的什么人！”（《我坐在家中》，张曙光译）

……车过约旦河西岸，想起达尔维什，想起另一个巴勒斯坦：加沙。我要为巴勒斯坦、为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写一首诗，我要认真期待这首诗，在今后的写作中必须要有这首诗。一首诗，即便称不上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国际声援，但至少可以表达对他者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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