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养生营养系列之维生素篇维生 http://www.sumiaom.com/glbfl/5457.html
第八章—巴勒斯坦人的当代史来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年。在那一年，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从地图和辞典中消失了。它的新主人说，“巴勒斯坦人不存在”。从此以后，巴勒斯坦人往往被模糊的术语草草指代，比如“难民”，或是（在提到少数逃过全面驱逐的人时所说的）“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他们漫长的缺席时代拉开了帷幕。——伊莱亚斯·桑巴（EliasSanbar）何为灾难在年毁灭性灾难的余威中，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难以理解降临到头上的灾难规模究竟有多大，他们个人的困境盖过了更大的背景，他们的声音几乎无人聆听。在历时20个月的过程中，战前原有的阿拉伯人近半已逃离或被驱逐出境；到个村庄变得空空荡荡，其中许多被摧毁或用来安置犹太移民。在有些地方，一个个家庭被分隔在停火线两端，15.6万名巴勒斯坦人留在新的犹太国家内，成为少数民族，占其总人口的15%。他们中的7.5万人被归类为国内难民，还有些人开始以一种古怪的说法称呼这些失去了家园和土地的人：“在场的缺席者”。“我怎能不把这称为一场纳克巴？”历史学家阿里夫·阿勒阿里夫（Arifal-Arif）在他关于这个问题的鸿篇巨制的开篇便如此诘问道，“那时我们阿拉伯人，特别是巴勒斯坦人，面临一场几个世纪以来未曾经历过的浩劫：我们的家园被窃取，我们被驱离故乡，我们失去了无数的孩子。”其他人将这比作一场地震或是洪水，但以色列人类学家埃弗拉特·本-泽埃夫（EfratBen-Zeev）认为，只有在“洪灾过后，大水退去”的情况下，以自然灾害为比喻才能成立，“但战争结束后，征服者不一定会撤离”。在以色列境外，难民分布于约旦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埃及管理的加沙地带——那里的人口较原有的翻了一倍——黎巴嫩和叙利亚的临时营地以及埃及和伊拉克的更遥远的地区。他们大多是未受过教育的农民。最初，他们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照顾，后来从年5月起由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负责。有些地方的难民被安置的地方与被遗弃的家园近在咫尺：来自耶路撒冷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发现自己在伯利恒南部的德哈伊什（Dehaisheh）难民营；来自巴勒斯坦中部的人们则处于拉姆安拉附近的贾拉佐尼（Jalazoun）难民营。《经济学人》年10月报道称，“山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象发生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比尔泽特（BirZeit）”：在那里，约有1.4万赤贫人口被安置在一阶又一阶的橄榄树梯田中——每户家庭分到一棵树——他们不得不吃树皮，烧掉那些原本意味着几代人生计的活树。在这里和纳布卢斯，能供给新生儿的奶水极少，堕胎似乎成了他们最好的出路。来自阿什杜德和南部村落的难民就在几英里外位于加沙海岸的英国军营旧址上的贾巴利亚（Jabaliya）和沙提（Shati）的难民营里。从拜特阿法来的乌姆·贾布尔·薇沙（UmJabrWishah）在努萨拉特（Nusseirat）难民营的恶劣条件下，失去了她的长子。以色列情报人员在年12月报告称：“在迈季代勒东部，许多人住在麻布袋做的窝棚中。还有些地方的人用罐头搭成棚屋。一些家庭出售他们的财物，但大部分人无甚可卖。父亲们想方设法要将女儿们嫁出去。物价下降了……通常没人会支付聘礼，因为父母们很乐意能够少喂几张嘴。许多妇女儿童都出去乞讨。”埃及政府提供了数百个帐篷，但仍有大量难民居无定所。燃料是如此稀缺，以至于人们用上了一切可用的木材，包括铁路枕木。来自加利利的巴勒斯坦人住在黎巴嫩的提尔（Tyre）附近的3个难民营里，位于边界以北15英里。他们缺少自来水、电力、污水处理系统等基础设施，即使他们的帐篷已被有着瓦楞铁屋顶的泥砖小屋取代。马塔尔·阿卜杜勒拉希姆（MatarAbdelrahim）于年11月抵达叙利亚，他回忆道：“我们被迫屈服和分离，一切都要依赖他人。我们不得不去求人，甚至是为了面包——这曾是我们的主食，我们的家人过去每天都会烘焙的食物，原料来自我们种植和收获的作物。怀旧支配着我们的思想，渴望在我们心中燃烧，但最终饥饿迫使我们继续生活。”一去不返以色列迅速申明不会允许难民返回。早在年6月，当时已是外交部长的摩西·夏里特（MosheSharett，就是曾经的谢尔托克）写道：巴勒斯坦当代史上最引人注目、比犹太国家的创建更加壮观的事件，是阿拉伯人的大规模撤离。于是长久而彻底地解决犹太国家最大困扰的机会出现了……它是如此意义深远，令人喜不自胜。将现状复原是“不可设想的”。哈伊姆·魏茨曼即将担任以色列总统这一基本属于仪式性的角色，他称阿拉伯人的撤离“奇迹般地简化了我们的任务”。到了7月，反对难民回归已经成了官方政策。夏里特告诉以色列的外交官，这个问题只能在与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的背景下，结合阿拉伯国家没收犹太人财产的问题来决定。不久之后，他向魏茨曼解释了这一立场：在战争期间，我们决定对难民采取不可动摇的态度。回归潮一旦开始就会势不可当，它将毁灭我们。至于未来，我们将同样坚定不移——我们暂时不会正式拒绝任何可能性——寻求机会，一劳永逸地摆脱原本威胁我们的庞大的阿拉伯少数群体。一旦情况稳定下来，我们就无望实现在动荡之中能够达成的目标了。9月，犹太民族基金会的约瑟夫·魏兹被任命为“转移委员会”的主席。魏兹急于阻止难民返回，他力劝哈加纳驱逐贝特谢安地区和海法附近的阿拉伯农民，并极力要求摧毁那些未被用作犹太定居点的废弃村庄。另一个委员会则认为，难民应为自己的逃亡负责，绝不能允许其返回，它还制订了在阿拉伯国家重新安置他们的计划。以色列官方关于巴勒斯坦人出逃原因的叙述迅速深入人心，还被《纽约时报》的肯尼思·比尔比（KennethBilby）等有影响力的外国记者所采用。9月中旬，在被斯特恩帮暗杀的前一天，伯纳多特伯爵如实地将巴勒斯坦人的出逃原因归结为“战斗……以及真真假假的关于恐怖活动或驱逐行为的流言……造成的恐慌”。他认为，“如果这些无辜的冲突受害者在犹太移民涌入巴勒斯坦的同时被剥夺了返回家园的权利，这有违基本的公正原则，并且有可能造成阿拉伯难民被永久取代，而这些人几百年来一直扎根于这片土地”。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号决议，该决议将难民回归作为达成和平协议的先决条件，并要求赔偿那些选择不行使这项权利的人。关于难民回归的争执毫无结果。将这个问题与全面解决方案联系起来的讨论也无甚诚意：以色列知道，找不到解决难民问题的办法，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就无法实现和平。战后，难民们确实曾设法返回，但任何未经许可进入以色列的人都被称为“渗透者”——这种新奇的语言用法是为了洗白事实。后来，希伯来词语“mistanenim”（渗透者）被用来形容当时已被视为外部威胁的巴勒斯坦人，他们被视为不断产生敌意且彼此没有差别的一般阿拉伯敌人。这种认知在战后到来的大批犹太移民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些新来的人不了解建国前的真实情况，认为阿拉伯人是潜伏在停火线之外的邪恶存在，渴望破坏他们筚路蓝缕建设的新生活。他们没有看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民族之间为同一块地盘而进行的斗争；他们看到的是阿以冲突，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战争使人铁石心肠。年年底，在加沙附近的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莫迪凯·巴昂写道：“那些孤注一掷要破坏我们新国家的阿拉伯人是不可能回来的。”年以后，许多冒着生命危险尝试越过停火线的巴勒斯坦人都是农民，他们出于饥饿、对土地的依恋和焦灼的不平之心，试图靠近家园，收获庄稼。返回的巴勒斯坦人中确实有杀人的和搞破坏的，但贫困和绝望驱使下的走私者和盗窃者要常见得多。“我们来到黎巴嫩，而生活并不像预期的那样，”正如贝鲁特的沙提拉（Shatila）难民营的一名难民所说，“条件恶劣，我们无以为生。我变得绝望。有一天晚上，我决定离开我的家人，回到村子里，在犹太人袭击之前，我在家门外埋下了一些钱……但我没能回到我的村庄。我被犹太人抓进了牢里。”到年年底，巴勒斯坦妇女被迫在贝鲁特的妓院谋生，而在提尔和赛达/西顿（Sidon）周边的难民营里有多名婴儿死于寒冷。黎巴嫩安全部门逮捕了许多巴勒斯坦人，包括共产党人埃米尔·哈比比（EmileHabibi）和伊梅尔·图玛（EmilTouma）。未来的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Darwish）一家在年6月逃离了加利利西部的伯瓦（al-Birwa），翌年设法返回并重新安顿在附近的戴尔阿萨德（Deiral-Asad）。那时伯瓦已被摧毁，当地建立起了新的定居点。来自沙法阿米尔、信奉基督教的纳斯鲁拉（Nasrallah）家族避开了搜查渗透者的以色列边境巡逻队，平安进入黎巴嫩境内并在那里与亲戚住在一起。另一些人则从提尔乘渔船返回，在阿卡北部一处犹太定居点登陆。讽刺的是，这个定居点名为沙韦锡安（ShaveiZion），意为“回归锡安之人”。总共约有2万人成功回到家园，尤其是回到加利利，但更多的人失败了。数以千计的巴勒斯坦人在试图回归时丧生。“被打败的民族中被打败的少数”以色列的《独立宣言》对犹太民族在故土的重生大加称颂，并承诺所有公民都享有平等权利。但是这个国家诞生于战争，并且是在阿拉伯人贯穿整个委任统治时期的针锋相对中塑造的。政府主要是从安全层面看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犹太移民和经济发展才是当务之急。这个新国度的建立首先是为了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聚集流亡者”（kibbutzgaluyot）的理念。英国对移民的限制被立即解除。年7月，至关重要的《回归法》（LawofReturn）订立，自动授予全世界犹太人在以色列生活的权利，使他们的权利凌驾于本地非犹太人之上。随着以色列敞开大门，犹太人口迅速膨胀到年的万人，大多数新移民来自伊拉克和也门等阿拉伯国家。由于巴勒斯坦发生的灾难，这些国家对犹太人的敌意和迫害程度都有所增加。对大屠杀幸存者的接纳和关于最近那场超过名以色列人死亡、数万人受伤的战争的记忆，为以色列的独立和赋予犹太人优先权及特权的行为提供了不可动摇的理由。“这个国家没有两拨移民，”本-古里安直言不讳地说，“有且只有一拨犹太移民。在这片土地上，也只有一项犹太定居点计划。”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大部分被剥夺了。以色列政府承认自己正在与一个饱受创伤的群体打交道。“留下来的人群就像一个无头尸体。”耶霍舒亚（“乔希”）·帕尔蒙写道，这名哈加纳的情报人员成了总理的阿拉伯事务顾问。强制流亡造成的不仅仅是人口灾难。巴勒斯坦的阿拉伯社会、政治和宗教精英都消失了。协会、俱乐部、咖啡馆和图书馆——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也随着它们主要的使用人群消失了。截至年，以色列国家图书馆从逃离西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废弃的家园中收集了3万册书，还有报纸和其他物品；它们最终被贴上了“AP”（弃置财物）的标签。以色列新控制的11个城市中有5个城市——萨法德、迈季代勒、太巴列、贝特谢安和别示巴——的阿拉伯人被清空了。而在另外5个城市——雅法、海法、吕大、拉姆勒和阿卡，情况也差不多。西耶路撒冷也是一样。较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城市人口基本全数离开，这既意味着“巴勒斯坦社会的智识核心”已经丧失，也意味着阿拉伯经济的商业基地和制造业基地被摧毁。唯一从这场纳克巴中幸存下来的阿拉伯报纸是共产主义者的《伊斯兰联盟（艾伊蒂哈德）报》（al-Ittihad）。来自加利利的萨布里·杰里斯（SabriJiryis）是首位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的进行深入研究的人，用他的话来说，“留下来的阿拉伯群众，一夜之间从绝对多数群体，变为生活在一个异族统治下的少数民族，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既没有领袖也没有方向。以色列当局利用了这种状况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这些阿拉伯人绝大多数是不识字的村民和农业工人。如帕尔蒙一样，参与阿拉伯事务的以色列犹太人往往是哈加纳、犹太民族基金会或犹太事务局的前成员，他们在剧变的时代中留存了一种延续性。出生于雅法的埃兹拉·达宁是“沙伊”情报部门的关键人物，在魏兹的“转移委员会”也占据一席之地，他驳斥了左翼对阿拉伯政策的批评。他说：“如果我们怜悯吕大和拉姆勒的居民，那么（阿拉伯）军团或许已经征服特拉维夫了，你能想象那场面。”临时政府的少数民族事务部长巴彻·希特里特（BechorShitrit）会阿拉伯语，他出生于太巴列，父母是摩洛哥人。然而，他的意见经常被否决，他的部门也很快被解散了。帕尔蒙形容自己是“披着羊皮的狼”，对待阿拉伯人实际严苛但表面得体，并对战后初期没有把更多的渗透者驱逐出境表示遗憾。“我反对阿拉伯人融入以色列社会，”他说道，“我更喜欢各自发展。”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ShinBet）成立于年，负责内部安全和反间谍活动，并很快在处理阿拉伯人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耶霍舒亚·马吉多夫（YehoshuaMagidov）是加利利一名“辛贝特”官员，也是该地区最古老的犹太人定居点之一亚夫内埃勒（Yavniel）的本地人，他以对阿拉伯方言和风土人情的了解而出名。他的同事吉奥拉·扎伊德（GioraZeid）和奥德·亚奈（OdedYanai）曾说服德鲁兹派领袖在年站到犹太人这边。据说，扎伊德——其父亲于年巴勒斯坦动乱中被杀害——“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努力压制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自由，但……他认为自己是他们的朋友”。大多数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分布在加利利，也就是从特拉维夫东北部至约旦边境的中央“三角”地区，以及内盖夫地区——从年夏天开始就生活在军事统治之下。10月，军政府成立，采用了5年英国《紧急防卫条例》（DefenceEmergencyRegulations）中的两项关键规定：政府有权向公众关闭任何区域和实施宵禁。这些严厉的法律在委任统治时期曾遭到犹太律师的强烈反对。一项新规定则允许农业部长将阿拉伯人抛荒的土地——其主人被定义为“缺席者”——分配给犹太人。其他法规也陆续制定。一个“保管”缺席者财产的新职位出现了。封闭区域内外的阿拉伯团体被置于由检查站、通行许可证、宵禁和其他限制措施等组成的系统管制之下。每份许可证都以希伯来文印制——因此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看不懂——还需要获得“辛贝特”的批准。“辛贝特”乘机将其当作发挥影响力和引人叛投的方式。年12月至年1月，该机构给名申请人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颁发了许可证，并毫无理由地拒绝了其余的人。来自法苏塔的安东·沙马斯（AntonShammas）辛辣地称他父亲“学习着初级的希伯来语，就像是一个‘欧莱哈达什’，一个移民到他自己国家的新移民……他用的书上画着水塔和犁沟，描述了一种他未曾体验过的生活方式”。教育部、福利部、内政部和宗教事务部都设有特别分部，将巴勒斯坦人作为单独的一类人来对待。阿拉伯教师面临严格的安全审查。人们认为犹太人的教育应培养“民族主义精神、开拓性价值观、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但这些要求并不在阿拉伯人的课表里。总而言之，这种情况对阿拉伯人是羞辱性的，他们的选择也是有限的。一项现代研究描述了那些年的氛围：“首要任务是生存，即便这意味着咽下生存的痛苦与愤怒。”国家派来的代表受到“疏离的礼貌、恐惧和轻蔑的迎接，而这些都被一本正经的腔调所粉饰。在紧闭的大门之后，不同的话语表明，人们希望自己只是暂时屈服于这种可憎的命运”。震惊和迷惘是停火线两侧的巴勒斯坦人的共同感受。许多人都产生了一种错位感，他们对所发生之事的严重程度感到瞠目结舌，笼罩在不公、背叛和受害的阴影之下。当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当地人指责难民将他们的土地卖给犹太人时，羞耻感便伴随着失落感一同到来。阿卜杜勒·巴里·阿特万（AbdelBariAtwan）在加沙的戴尔巴拉赫（Deiral-Balah）难民营长大，他写道：“就像很多男人一样，我的父亲感到无比的愤懑和沮丧。他们曾是一个个家族的领头人，也是在各自社区拥有地位的供养者。但现在……他们不得不依靠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施舍生活。许多人承受不住这种压力而崩溃了。”人们需要时间去接受难民们不会回归这件事。20世纪30年代曾与本-古里安会谈的耶路撒冷律师穆萨·阿拉米询问贝鲁特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巴勒斯坦人何时能够归去。他的传记作者是这样记载的：“他仍然记得听到答复时那种难以置信的心情。外交官温和却决然地表示，难民们不应考虑返回家园，而应考虑在别处重新开始生活。阿拉伯人太盲目了，没有看到真相：难民们永远无法在现在的以色列找回家园。”对于来自加利利的萨尔玛·海德拉·杰尤西（SalmaKhadraJayyusi）而言，“年危机最引人瞩目的特征是人们未能充分理解其意义。一切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的，所以没有人相信那些损失是不可挽回的。你无法轻易相信这种匪夷所思之事”。后来，一位从里夫塔来的妇女回想起她父亲告诉她把家里的橄榄树遮盖起来，“好像我们只是要离开一两天，马上就会回来一样”。住在加沙布雷支（Bureij）难民营的乌姆·贾布尔·薇沙也曾估计自己会在年7月因战斗离开村庄的一周后返回。尽管有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努力，布雷支和其他难民营里的生活仍然艰难困顿，朝不保夕。该机构的任务被定义为“遣返并重新安置难民，恢复其经济和社会生活水平，发放补偿金”。但情况实在太糟糕了。普通难民仍在挣扎求生。受影响的不仅仅是难民：战前自给自足的盖勒吉利耶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它不但失去了沿海平原的农田，连它与雅法、特拉维夫、吕大及拉姆勒之间的畜牧贸易也被阻断了。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以色列边境的带刺铁丝网，从原本属于他们自己的果园偷走橘子，间或有人因此身亡。赤贫状态意味着原来的居民和新来的难民之间没有多少差别。一名居民回忆道，“各个地方的巴勒斯坦人都一样，起初都拒绝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已经成为难民的人相信，战斗在几周内就会结束，他们将返回自己的家园和土地。战争总是制造难民，战争结束后难民总是能回家。为何我们会与众不同？巴勒斯坦人倾向于把这场苦难当作一场很快就能醒来的噩梦。巴勒斯坦被纳入以色列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发生了变化，许多地方都已面目全非。移除70多万阿拉伯人的行为加强了两族之间长期隔离的趋势。梅龙·本韦尼斯蒂（MeronBenvenisti）是一名观察两个民族之间互动的敏锐的犹太观察家，他写道：“从此以后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在家园附近将不再遇见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从犹太人的视野中远去了。邻近的定居点或社区之间暴力、复杂但紧密的关系已不复存在。”特拉维夫仅剩一个阿拉伯村庄——谢赫穆万尼斯（SheikhMuwannis），后来这座村庄被大学不断扩大的校园吞没了——它幸存下来的最好房屋成了教职工俱乐部，其余保留下来的是寥寥几座摇摇欲坠的建筑、一些被忽视的坟墓和几株特别坚韧又恰好没有干扰停车场的枣树。雅法分区中的所有26个阿拉伯村庄都被清空或摧毁。在雅法本地，只有战前的偏远地区保留了阿拉伯名称——阿杰米（Ajami）和阿布卡比尔（AbuKabir）。极少数留在亚祖尔（Yazur）、萨拉马、拜特达扬（BeitDajan）、希比亚（Hiriyya）附近村里的阿拉伯人都被军队迁到雅法市内，他们和几百个还没有逃走的雅法本地人一起，被安置在一个戒备森严的营地里。以色列的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那里共有人。雅法老城的大部分于年被毁，为它转变为以色列犹太艺术家和波希米亚人的主题公园和游乐场打下了基础。年冬天，雅法周边平原上数千英亩（1英亩≈0.4公顷）的阿拉伯柑橘园被废弃，大部分土地被用于建设项目，或被犹太农民拿来种植更有利可图的大田作物。被遗弃的橄榄树林的遭遇也如出一辙。橄榄树景致独特，但它被视为“敌人”，被认为是原始而保守的东西。在阿卡，剩下的阿拉伯人被迫搬进了老城区，他们的新房建在邻近一个村庄的遗址上。奥斯曼城堡成为纪念建国前犹太地下运动战士的博物馆——丝毫没有提到在那里被囚禁和被处决的阿拉伯人。与此同时，犹太人在阿拉伯地区的存在也化作废墟，但规模小得多，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耶路撒冷老城和北边的两个定居点。犹太人在战争中失去的还有孤立的古什艾其昂，以及20世纪40年代在伯利恒和希伯伦之间建立的4个基布兹。年5月中旬，它们的守卫被阿拉伯军团击溃。该军团的部队与阿拉伯非正规部队一起屠杀了那些已经投降的犹太人——据称这是为了报复戴尔亚辛的屠杀。在耶路撒冷，3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在老城避难。与城东侧其他地方一样，那里处于约旦的控制下，被铁丝网、雷区和混凝土防狙击墙围绕，与西边隔绝，两边的“接缝处”是官方过境站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Gate），外面是无人地带。以色列装甲车被允许每两周通过一次，给以色列位于斯科普斯山上的飞地提供补给。外国外交官、神职人员和朝圣者能够通过，但普通的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不能。许多商店、俱乐部、咖啡馆、学校和餐馆都曾是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通通去不了了。雅法和海法现在处于另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敌国之内了。年以后，耶路撒冷分区留在以色列一侧的40个阿拉伯村庄中，除了两个村子，里面所有人都被驱逐出境。距离被宣布为该国首都的城市最近的大型以色列阿拉伯人社区是阿布高殊，该村位于通往特拉维夫的主干道沿线，一直以与犹太人关系良好闻名——这是与犹太人勾结的委婉说法。位于耶路撒冷南部边缘的拜特赛法法（BeitSafafa）被“齐肩高、脏兮兮的带刺铁丝网”分割，以色列和约旦各占一边。在以色列的西耶路撒冷，曾经的阿拉伯居民区卡达蒙和塔比耶在日常用语中保留了原有名称——它们不切实际的官方希伯来语名字戈嫩（Gonen）和科梅米特（Kommemiut）从不流行。谢赫拜德尔被犹太人占领，最终被新建筑包围，那里的麦田变成了一个以外国犹太慈善家命名的城市公园。它被改名为吉瓦特拉姆（GivatRam），谢赫拜德尔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马丁·布伯和其他学者反对本-古里安改换戴尔亚辛的名字，希望此地能保留荒废的状态，以纪念那场对促使阿拉伯人流亡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屠杀，戴尔亚辛还是变成了吉瓦特沙乌勒。这座城市每个独立的区块都相互隔离。在东耶路撒冷——其重要性在约旦的统治下降低了——印制的旅游地图上，以色列一侧是一片空白，仿佛那里什么也没有。海法的阿拉伯人口从7万减少到0，主要集中在瓦迪尼斯纳斯。年以后，以色列的大多数阿拉伯人居住在约个相同类型的村庄中。年4月，雅法被纳入特拉维夫市，正式成为这座相邻的更大城市的下属辖区。次年，在特拉维夫-雅法、卢德（前身为吕大）、拉姆勒、阿卡和海法这5个仍然“混居”的城市中，阿拉伯人共有2万，占其总人口的12%。不过即使在这几座城市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也更愿意住在彼此分隔的社区。只有拿撒勒仍然是阿拉伯人占据的，此地年以前的人口已被来自海法、阿卡和加利利的难民潮吞没。不久以后，一名犹太记者发现，大多数犹太人对此地的了解程度还不如他们对仰光（Rangoon）或西贡（Saigon）的了解。这两个民族失去了联系。萨拉·奥扎奇-拉扎尔（SarahOzacky-Lazar）在特拉维夫郊区亚德埃利亚胡（YadEliahu）一个大屠杀幸存者的家庭中长大，她是通过阿拉伯语旧名扎布拉维（Zablawi）了解所在社区的；她在新的建筑和道路将一切抹去前，看到过橘子树林、田野和隐藏在刺梨之间的旧井的痕迹；她在学校学习过阿拉伯语，但从未见过一个阿拉伯人。“我从未跟阿拉伯人说过话”，另一位背景相似的犹太妇女表示：我不认识任何阿拉伯人。我不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真实情况，抑或他们的情感。我的意思是，我能看到那些人，你明白的，在建造房屋和做我们所有的脏话。但我想在个人的、社会的层面上遇见某个阿拉伯人，然而我的家人、我的直接甚至间接的社交圈子——邻居、熟人、朋友中，没有任何人认识阿拉伯人。我开始感觉极其糟糕——你知道，你住的国家里有20%的人是巴勒斯坦人，而我们与他们没有任何接触。被遗弃的阿拉伯村庄被改造成犹太人定居点，或被炸毁并用土掩埋，就像艾尤尔（Ajur）村一样，遗迹埋藏在新种植的森林之下，后来这成为以色列作家A.B.耶霍舒亚一篇发人深思的著名短篇小说的主题。对其余建筑物的系统性破坏始于年7月，通常是在夜间，一般不太引人注意。半个世纪后，剩下的仅有“几层风化的石头，一座半埋的拱门，一块残破的磨石。部分地方仍保留着一些建筑物——被忽视的清真寺、校舍和以色列人翻新的豪宅——还有七个村庄完全免于被破坏，因为以色列人发现它们风景别致，值得保存”。太巴列地区的27个阿拉伯村庄中，有25个被毁。另一些村庄，如耶路撒冷西侧的艾因卡里姆和马里哈，以及靠近海岸的艾因豪德（AinHawd），在其原住的巴勒斯坦居民逃离后不久就被犹太人保留和接管。以色列的阿拉伯房屋成为时尚且宽敞的居住空间的代名词，后来也一直如此——这是对已然变为少数的那个民族的文化罕见的赞美。名字的内涵年10月至年8月，个新的犹太定居点完工。这些定居点大多是在原来阿拉伯村庄的土地上建立的，其中许多建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很多情况下，它们的希伯来语名字遵循了之前的阿拉伯语名字，因为人们相信阿语名字反而保留了《圣经》时代或之后的犹太人定居的证据。因此，拿撒勒附近的萨弗里亚改名为7世纪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之前的希伯来语名字齐波里（Tzipori）；耶路撒冷周边的苏巴（Suba）变成了索瓦（Sova）；雅法以东的拜特达扬改名为拜特达甘（BetDagan）；靠近黎以边界的西伊伯（al-Zeeb）变为盖谢尔济夫基布兹（KibbutzGesherHaZiv）；艾因卡里姆成为艾因凯雷姆（EinKerem）；艾因豪德成了艾因荷德（EinHod）。加利利北部的萨萨（S’as’a）曾经的阿语双重喉音的“ayin”被更轻便的希伯来语音节“aleph”取代，成了萨萨基布兹（KibbutzSasa）。卢比亚（Lubya）消失了，变成了拉维（Lavi）；努里斯（Nuris）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努里特（Nurit）；等等。还有些新名字是通过联想选定的，譬如建立在舍杰拉（al-Shajara，阿拉伯语的“树”）村的土地上的伊兰尼特莫沙夫（MoshavEilanit，“伊兰尼特”在希伯来语中意为“树”）。毗连雅法的卡萨姆（Qassam）有了更悦耳的希伯来语名凯塞姆（Kesem，意为“魅力”），附近的萨拉马则成了沙勒姆村（KfarShalem）。一名以色列文化评论家称，“现代雅法于年重生，就像重新格式化的电脑或重新设置的手表”。早在60年前犹太复国主义兴起的时候，将人名地名希伯来化就是一项重要任务。现在它能以足够的规模实现这种转变，将这个国家的阿拉伯历史和身份彻底抹去，强调犹太民族的连续性——后来，巴勒斯坦人在一个更加自信和更有政治意识的时代，将之描述为“记忆抹消”（memoricide）行为的一部分。年7月，本-古里安告诉已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内盖夫命名委员会（NegevNamesCommittee）成员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们：“为了国家，我们有义务清除阿拉伯语名称。正如我们不承认阿拉伯人对这片土地的政治所有权一样，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精神所有权和他们起的名字。”从年春天开始，阿拉伯建筑、土地和货物被充公，同时出现了抢夺和擅自占用的行为。作家摩西·斯米兰斯基抱怨：“掠夺的冲动俘获了所有人。无论个人、团体还是社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所有人都扑向了战利品：门、窗户、门楣、砖块、屋瓦、地砖、垃圾和机器零件等等。”哈吉特·什隆斯基（HagitShlonsky）在耶路撒冷雷哈维亚区的家中目睹了犹太人在附近的卡达蒙搜刮废弃的房屋。10岁的丹尼·鲁宾斯坦（DannyRubinstein）看着犹太邻居搬进了阿拉伯人空空荡荡的家，而他的父亲获赠一块抢来的东方地毯。巴卡的一名居民记载道：“我们生活在一片破坏的海洋中。”雷瓦迪姆基布兹（KibbutzRevadim）的原址位于古什艾其昂，这个定居点被战争摧毁后，在“绿线”内得到重建。来自该地的尤里·平克菲尔德（UriPinkerfeld）是“拆解队”的成员，从附近了无人烟的阿拉伯村庄收集有用的材料。在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年，大约12万名新移民在废弃的阿拉伯人住所里找到了安身之地。海法的瓦迪萨利卜区（WadiSalib）被交给从摩洛哥新来的人，迅速成为贫民窟的代名词。在雅法和阿卡，以及拉姆勒、卢德和其他地方，情况也相差无几。附近的阿奎尔（Aqir）村由来自保加利亚、也门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移民接管，新来者找到了前任主人埋藏的装着面粉和厨房用具的罐子，还有一些罐装汽油。在亚祖尔，一位女移民发现自己的孩子玩着阿拉伯屋主留下的玩具，她心烦意乱地沉思起他们的命运。另一个新移民拒绝被安置在萨拉马村一个废弃的阿拉伯住宅中，因为他自己几年前曾在乌克兰被赶出家园。到年5月底，犹太人即便不是完全地，也已部分地占领了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地区。到了12月，这些地区所有无人居住的房屋都被彻底拆毁了。年4月，套废弃房屋被指定分配给政府官员，其中许多拥有精美的天花板、铁制栏杆和拱门。中东唯一的民主制即使受到直接的军事统治，许多家园的建筑被拆除，亲属仍在受苦，以色列的阿拉伯公民还是能够参与民主政治体系。以色列政府面临的两难境地是“如何在确保其战时收益的同时与这些——出于保住自己的土地以及把亲人、朋友和同胞带回家的渴望——想要扭转现状的人分享政治权力”。阿拉伯问题专家和安全专家强烈反对让阿拉伯人获得选举权。“他们将要求归还财产，许多人将返回并索要行动自由权——这些都是不可取的，”乔希·帕尔蒙警告说，“除了共产党人，没有人愿意为此投赞成票。”但专家们的意见被否决了。年1月的第一次议会选举中，有3名阿拉伯议员进入了共有个席位的议会。执政的“马帕伊”创建了一份“阿拉伯名单”，由此建立了“留在国内的阿拉伯名人和犹太权力机构之间的联系”。两位阿拉伯议员代表了拿撒勒民主名单党（DemocraticListofNazareth）。其中之一的萨耶夫·阿尔丁·左阿比（Sayfal-DinZoabi）与犹太人合作十分密切，并在战前就参与了土地售卖和情报工作。这一制度确保了阿拉伯政治活动的合作和以色列工人党的投票来源。正如一份政府备忘录中解说的，通过这种方式，“该党可以避免让其阿拉伯选民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也保证了这些名单上的人不会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阿拉伯集团”。第三位阿拉伯议员是来自共产党的杜菲克·托比，他好斗但受欢迎，为他的党派成为代表阿拉伯人利益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力极多，这个希伯来语缩写名为“梅基”（Maki）的政党提供了“与犹太人合作者的可靠替代”。“梅基”也是阿拉伯人能在党内与犹太人享有平等权利的唯一政党。该党在年以前的格局呼应了苏联的立场，接受了其他巴勒斯坦人拒绝承认的7年联合国分治计划，承认了以色列。综上所述，以色列政府对非犹太人的政策是按照历史悠久的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原则，找寻少数民族中的少数派。该国足有2万人的德鲁兹派于年4月与犹太人在加利利达成非交战协议，被赋予了特殊地位，其领袖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由犹太人培养。切尔克斯人（Circassians，19世纪被驱逐出高加索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和南部的贝都因人也得到了优待。年1月，以色列国防军创建了一支“少数民族军”，由名德鲁兹派成员、名贝都因人和名切尔克斯人组成，由犹太军官指挥，用于伏击试图越过停火线的巴勒斯坦人。德鲁兹派后来像犹太人一样服强制兵役，在对渗透者的战争中落下了行为残忍的名声。一名以色列官员将他们的角色形容为“阿拉伯团体背后的利刃”。他们也被视为有助于宣传的“各族之间兄弟情谊的象征”。在20世纪50年代末，一份政府报告满意地指出：“群体分裂的政策卓有成效，成功地在阿拉伯社区的某些部分之间造成了隔阂（尽管多少是人为制造的），就像德鲁兹派和其他阿拉伯团体之间互不信任的情况一样。”摩西·夏里特直言不讳：“我们努力削弱和粉碎作为一个群体和少数民族的以色列阿拉伯人，但要改善和提升他们作为个人的处境……我们希望减少他们的数量，但不会通过不正当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谢赫、宗教法官和其他“名人”被授予特权和特许状，这巩固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并使这种笼络成了“一种方便、廉价而有效的接触阿拉伯人的手段”。合作者是控制阿拉伯地区的关键，他们中有些人还是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老熟人。合作带来了实惠和好处——工作和通行许可证、枪支许可证、经济奖励，犯罪不会被官方追究，高层甚至还能得到政治职务。没有军政府的书面许可，加利利吉什的阿拉伯人甚至不能去距离不到一英里的锡夫苏法（Safsufa）使用最近的电话——军政府的代表每周两次到村里答复请愿。“为了获得商业执照，或是为了获得最初的一周又一周的通行许可，你必须用一些东西来交换”，卡拉村（KufrQara）一名男子解释道：你必须向他们提供信息，进行合作……他们想知道村里谁还有枪支弹药，谁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热衷政治，谁在说反对犹太人的言论。此外，他们还困扰于穿越约旦边境进入以色列的渗透者。其中一些只是不幸的人，只是试图返回自己村庄的贫穷难民；但另一些人是武装的阿拉伯敢死队（fedayeen），他们试图建立根据地并攻击犹太定居点。犹太人想知道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藏身的地方。所有这些都需要合作者的帮助。军政府常常以贿赂促成交易，因用“好处”款待阿拉伯人和过分慷慨而获得了腐败之名。然而到了年，军政府的人手被大幅削减，它在阿卡、海法、雅法、卢德、拉姆勒的控制力也同“混居”人口一道被清除了。渗透者和驱逐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渗透者的驱逐一直持续到年，但未能阻止这股潮流。年5月，约瑟夫·魏兹警告称难民的渗透已很普遍。他告诉夏里特：“每一天，我们的人民都会遇到曾经离开的熟人，他们完全自由地走动，一步一步地回到他们的村庄。难民回来了！而我们的政府没有制定任何防止渗透的政策。无论民事上还是军事上，似乎都没有官方掌事者。缰绳已然松动，狡猾的阿拉伯人已经发现了这一点并且知道如何得到他们想要的结果。”驱逐行动进行到年夏天的时候，以色列面临不利于己的国际舆论，还由于强迫内盖夫北部的贝都因人越境而被控诉。枪子擦着贝都因人的头顶飞过，30多人因饥渴而死。此外，以色列利用渗透问题，驱逐了一些在战争期间没有被摧毁的村庄的居民。年1月，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名迈季克鲁姆（Majdal-Krum）居民被赶上卡车，被带到了当时仍处于伊拉克军队控制下的瓦迪阿拉（WadiAra）。成千上万的加利利村民被流放到杰宁地区。以色列国防军认为有敌意的贝都因人部落被赶到埃及和约旦。年，迈季代勒剩下的约名阿拉伯人也都被驱逐到了加沙。该镇成了以色列的阿什凯隆的一部分。此后，驱赶巴勒斯坦难民的行动结束了，但渗透没有停止。事实上，渗透活动十分顽强。阿拉伯人不断尝试返回废弃的家园和土地，“即使我们向他们开枪并杀死他们”，因此年本-古里安在议会上对此表示惊讶。当时的新议员埃米尔·哈比比用希伯来语打断了他，喊道：“你难道不懂对故园之爱是什么样的吗？！”回过头来看，将这场纳克巴视为一次持续三四年的逃离、驱逐、回归和渗透的过程是更恰当的，它不是一起单一的突发事件，更不是一个“奇迹”。第九章—我们为何要抱怨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八年来，他们一直坐在加沙的难民营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们祖祖辈辈栖身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的财产。——摩西·达扬，年“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年10月12日，在黑夜的掩护下，以色列国防军的一支军队悄悄穿越“绿线”，进入约旦河西岸的村庄吉卜亚（Qibya）。第部队由一位名叫阿里埃勒·沙因内曼（ArielScheinerman）的年轻少校指挥，他后来改姓沙龙（Sharon）。这次行动是为了报复两天前巴勒斯坦人在卢德机场附近的耶胡德（Yehud）进行的手榴弹袭击，此事导致一名以色列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遇难。突击部队与一支规模更大的伞兵部队一起犯下了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沙龙漫长而富有争议的军事生涯中最臭名昭著的暴行之一。至少有69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三分之二是妇女和儿童。联合国观察员随后报告称：“靠近门口的弹痕累累的尸体以及被摧毁的房屋中受到多次撞击的房门都表明，房屋被炸毁时居民被迫留在屋内。”但沙龙声称，自己的部下在进行爆破时，没有发现村里的石屋中还有人。尽管约旦人保证他们会竭尽全力拘捕渗透者，袭击还是发生了。参与决策的本-古里安最初在一次电台广播中说，以色列国防军没有参与，这是由愤怒的平民发起的。这种难以令人信服的解释，遭到了不得不应对外交危机的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的批评。但突袭行动受到了以色列鹰派的称赞，其中包括前伊尔贡头子、时任右翼反对党赫鲁特（Herut，自由党）领袖的梅纳赫姆·贝京，他认为这提升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和大国中的地位”。随后，摩西·达扬迅速就任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将报复性打击的对象从民用目标转移到军事目标。第部队也被解散。吉卜亚事件是以色列独立初期发生的数十起报复袭击事件中最招人谴责的一起——此类事件仅年上半年就有起。而在年6月至年年底，共有57名以色列人，其中大多数是平民，被来自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渗透者杀害。年的前9个月，以色列方的死亡人数共计32人。与此同时，联合国主导的混合停战委员会（MixedArmisticeCommission）44次谴责以色列的入侵行为。在耶胡德事件发生前的两个月里，漫长而曲折的约旦-以色列边境沿线相对安定，自8月以来双方都没有人员伤亡。据权威人士估计，年至年期间，以色列杀死了至名巴勒斯坦渗透者，其中绝大多数人是年及以前被杀的。同一时期，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名以色列平民死亡，人受伤。国内社区间的阿以矛盾已转化为主要发生在以色列边境及其之外的冲突。约旦努力阻止渗透行为，尽管以色列声称约旦所做的恰恰相反。这个问题十分敏感，因为年阿卜杜拉国王吞并约旦河西岸后，许多约旦人其实都是巴勒斯坦人。阿卜杜拉于年7月在阿克萨清真寺被一名巴勒斯坦年轻人暗杀，此事如同晴天霹雳，提醒了人们那一地区潜在的不稳定性。吉卜亚事件则是另一次提醒。这一时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通过达扬清晰而深刻地表达出来，他凭自己的出身，成了立即被人认可的民族英雄和民族象征：他属于代加尼亚基布兹出生的最早一批土生土长的孩子（又称萨布拉，Tzabar或Sabra），在伊茨雷埃勒山谷中的拿哈拉长大成人，象征着他那一代先驱和战士坚忍不拔、勇往直前的价值观。年4月，达扬在纳哈勒奥兹基布兹（KibbutzNahalOz）的墓地发表悼词，纪念被阿拉伯敢死队杀死后肢解的罗伊·罗特伯格（RoyRotberg）。这位独眼的将军素无雄辩之名，但他说出了这些甚至被他的敌人所钦佩的话，传达了一些关于以色列及其敌人的令人难以接受的逆耳忠言。首先，他对于巴勒斯坦人的命运表现出了罕见的坦率，没有任何宣传色彩。“我们为何要抱怨他们对我们恨之入骨？”达扬在罗特伯格的墓前说道，“八年来，他们一直坐在加沙的难民营里，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他们祖祖辈辈栖身的土地和村庄变成我们的财产。”提到以色列人所需的回应时，达扬同样单刀直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战斗”：这是我们今生的选择，坚定有力地做好准备，武装起来，手不离剑，不要任人宰割。我们是安邦定国的一代人，没有钢盔和火炮，就无法种树或造屋。不要被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满怀憎恨、怨声载道的数十万阿拉伯人阻挠；不要移开视线，以免削弱我们的力量。还有一段不经常被引用但同样重要的话，提到了“数百万犹太人，还没有家园就遭毁灭，从以色列（原文如此）历史的尘埃中注视着我们，要求我们安家落户并为我们的人民建设一个国家”。这不是国家安全战略，而是在这个国家成形时期，被广泛认同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世界观的本质。它被恰如其分地描述为美国“天定命运论”的以色列版本。达扬的纳哈勒奥兹演讲立足于一个人们熟知的事实。在吉卜亚事件后，巴勒斯坦的渗透和以色列的报复仍在继续并贯穿整个年，尽管在更为温和的夏里特取代本-古里安担任总理的22个月里事件规模较小。敢死队的威胁虽然并非特别重要，却是切实存在的。例如9月份，以色列人抓获了一名从加沙入境的菜贩，此人与以色列警卫交火，炸毁了一辆拖拉机，并从一个定居点偷走了驴、鹅和晾衣绳上的衣服。复仇已成为常态。年2月，沙龙指挥的“黑箭行动”（OperationBlackArrow）在加沙杀死了38名埃及人。骚乱——被称作因提法达或起义——在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下爆发。充满自信且广受欢迎的埃及新民族主义领袖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对敢死队更为支持，这令哈利勒·瓦齐尔（Khalilal-Wazir）等巴勒斯坦人欢欣鼓舞。瓦齐尔是一名来自拉姆勒、成长于加沙的难民，在开罗加入穆兄会，组建了名为正义营（BattalionofJustice，或Katibatal-Haq）的组织。该组织的声明被送往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报纸，以扩大其跨境行动的影响，这些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唯恐对以色列的报复感到焦虑的埃及当局听到风声。年9月埃及与苏联的武器交易是冷战初期一个重大转折点，它在以色列引燃了对战争的恐慌。夏里特呼吁以举国之力购买武器，引起了一场集资购买直升机和坦克的公众运动。11月，本-古里安重掌大权后不久，以色列国防军便对加沙发动了另一次惩罚性大规模袭击，这次杀死了36人。抗议和动乱再次震动了沿海地带，巴勒斯坦人要求允许他们袭击以色列。纳赛尔再度改变策略，敢死队在年12月至年3月间，采取了次行动，包括枪击、埋雷和伏击。4月，以色列的进一步袭击造成59人死亡。7月，在罗特伯格骇人听闻的谋杀案发生后，以色列人用一枚邮包炸弹暗杀了加沙的埃及情报局局长穆斯塔法·哈菲兹（MustafaHafez），次日又以同样的手段铲除了埃及驻安曼军事顾问萨拉赫·穆斯塔法（SalahMustafa）。加沙的新生儿以哈菲兹为名。纳赛尔甚至在几日后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历史性演讲中向他致敬——这预示着一场新的重大危机。苏伊士的第二轮较量几个月后针对埃及的战争是以色列先发制人，联合英国和法国发起的。当时法国正在阿尔及利亚镇压血腥的反殖民暴动，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NationalLiberationFront，缩写为FLN）得到了开罗的支持。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举动以及他激发的席卷阿拉伯世界的狂热，触怒了伦敦和巴黎的政府。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Eden）深受这个他称为“尼罗河上的希特勒”的人困扰，最后导致了自身的垮台。以色列官方对其所谓的“卡叠什行动”（OperationKadesh）的主要辩解，是称此举意在终结加沙敢死队的复仇行为。打通运河到以色列的航路则是另一个目标。埃及领导人称这场战争是“三方侵略”——阿拉伯人的这种说法巧妙地概括了中东地区对帝国主义阴谋与以色列敌人沆瀣一气的认识。战斗本身局限于西奈半岛，此地几天后就被以色列伞兵和坦克部队攻陷。以色列人对约旦参战的可能性高度警惕，因为这场战争有个背景：在敌对行动前夕，49名以色列阿拉伯人在边境村落卡西姆村（KafrQassem）被屠杀。尽管侯赛因国王本人倾向于支持埃及，但出乎意料的是，亲纳赛尔的首相进行了劝阻，于是国王决定谨慎行事。在以色列军队占据这个遍地沙漠的半岛4个月后，本-古里安才迫于美国沉重的压力下令全面撤军，放弃吞并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被征服领土的任何想法，尽管他已夸张地宣布成立“以色列第三王国”。后来的美国政府并未遵循这种严厉的制裁。以色列占领加沙期间，巴勒斯坦平民再次被迫受到军队管制，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是住在8个大型营地里的难民。总理对国防军的胜利感到喜悦，但对巴勒斯坦人没有像年那样逃离深感失望，于是命令为外交部工作的埃兹拉·达宁研究重新安置的各项选择。以色列军队在两起案件中被指控将一些巴勒斯坦男人杀在家中，并将其他人排成一列处决。据报道，年11月3日，以色列部队在占领汗尤尼斯期间杀害了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名难民和名当地居民。另有36名青年在10日死于拘禁。11月12日（战斗结束后），以色列部队据说在拉法赫（Rafah）又杀了名巴勒斯坦人。以色列拒不承认这些指控。据阿拉伯方面的一项研究估计，截至年3月以色列人在遭遇少许抵抗后撤离时，有至0名巴勒斯坦人遇害。占领加沙让以色列人得到了秋后算账的机会。杀害罗特伯格的凶手，一名埃及人和一名巴勒斯坦人，被审判并被处以无期徒刑；到手的埃及情报文件还提供了巴勒斯坦活动分子的宝贵信息，这些人都被拘捕和审讯。从以色列境外建立军政府的短暂经验中得出的教训仅仅过去十年就将被再次使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自年以来所期待的“第二回合交手”波及了整个中东乃至世界，及时地给英国在该地区的存在画上了句号。苏伊士运河战争对以色列国内也有影响。年10月29日，敌对行动前夕，以色列当局对约旦边境附近的村庄实施了下午5时开始的宵禁。在卡西姆村，边防部队射杀了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49名手无寸铁的阿拉伯公民，因为他们从田里回来时违犯了宵禁令，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宵禁已经生效了。目击者称，当村民们步行、骑车、骑着驴子或开着卡车返回村庄时，警察多次用步枪和机枪扫射他们。受害者当天晚上就被埋在乱葬坑里。该事件的后果是，该部队的指挥官和7名士兵被判处8年至17年徒刑，死伤者家属获得了赔偿金。以色列国防军还颁布新准则，要求士兵拒绝执行任何他们认为“明显违法”的命令。这场大屠杀在巴勒斯坦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疤，那些无辜的受难者在笼罩其生活的冲突中成了牺牲品。它还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在这个社会里，犹太人更倾向于将自己看作‘犹太人’，异于且优于他们认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异族的‘阿拉伯人’。”用最近的一种批判性评价的话来说，这些杀戮事件是在以色列大多数人公平对待阿拉伯少数民族的大荧幕上的一个“悲剧光点”，是未受过教育的摩洛哥移民干的，不能反映出更广泛的军民关系以及军队的精神风貌与组织纪律状况。但对于大多数阿拉伯公民来说（年阿拉伯人占该国总人口的11%）：这体现了八年来以色列对阿拉伯人的政策不可避免的（可能还是最残酷的）结果。这些政策被普遍视为“民族压迫政策”，不仅推行军事统治，剥夺阿拉伯人的公民权利，还持续没收其土地，在官方话语中一直将其描绘为内奸，犹太学校也在培养反对他们的种族主义态度。每年纪念屠杀事件的活动都是对他们的警示——刻在卡西姆村中央的石柱上的受害者名字也是如此。纳赛尔，纳克巴，拿撒勒在苏伊士运河战争后的几年里，以色列对其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政策仍以安全为主要考虑。阿拉伯人不仅与这个国家的敌人是骨肉同胞，而且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边境，靠近那些与家园咫尺相望而不得归的人。“三角区”内的两个村庄，拜尔塔阿（Bartaa）和巴卡，被“绿线”分隔开来。在距离它们不到9英里的地方，是被分成两部分的盖勒吉利耶，一部分位于约旦河西岸，一部分位于地中海沿岸。大部分以色列犹太人住在中心的丹地区。“我的工作不是防御，这是边防警察和边境沿线犹太农村的任务，”以色列国防军“三角区”军事总督在年解释道，“只要和平尚未到来，我的工作就是控制这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我们知道他们大部分人是忠诚的，但我们也知道另一部分人不是，他们必须受到检查、巡视和监督。”这造成了令人窒息的效果，正如一位拿撒勒居民抱怨的那样：“他们拿走了我们的土地。为什么？为了安全！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工作。为什么？为了安全！当我们问他们，我们的土地和工作如何威胁国家安全时，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理由。为什么？还是为了安全！”当局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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